2019-11-02 23:19:09 热度:

广东佛山女孩被奸杀,办案警察每天夜里要扎破50个人的手指,他还嫌自己不够努力

你们留意过一个现象没?有一种类型的消息,总是隔一段时间就会被人传来传去——要么是谣言,要么是辟谣。比如快餐店的炸鸡生前有8条腿,吃药时不能喝绿豆汤,O型血更招蚊子……

 

而且每种都有人信!

 

很多谣言都滋生于人内心的恐惧。

 

10年前,DNA技术刚刚火起来的时候就有人说,千万不要随地吐痰。因为里边有DNA,要是被犯罪分子利用了,会被诬陷。

 

罪犯们极度畏惧这项技术,是因为它确实成了警方破案的有力武器。

 

2008年,法医廖小刀靠着DNA比对技术,3个月连破26起命案,创造了自己的“不败纪录”。当年的他一度觉得,所有案子都能这样顺利解决。

 

直到有个女孩在广东失踪,现场留下了精液检材,却无论如何都比对不到真凶。

 

第27宗命案,法医的职业生涯遭遇了“特殊例外”。

 

2008年,广东佛山,最清楚当地发生多少命案的,除了警察,可能是大排档老板。

 

我们警局对面有个夜市,一到晚上,大排档就架起灯带,支开摊位,啤酒、滚粥,不停吆喝。

 

那段时间,案子密得像下雹子,破一个大家就要聚一把。

 

3个月,26宗命案告破,吃的宵夜远不止这个数。

 

那是我记忆中最忙却最顺当的日子:刚买下新房,孩子即将出生,当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,那条“不败纪录”——锁定26起命案凶手的关键证据,都出自我手。

 

以前破案,靠的都是侦查员和情报员,他们没日没夜地在外面跑。今年不一样,区里新建了DNA实验室,那是我们法医少有的,能够直接锁定凶手的武器。

 

实验室就像我的福地。自从有了它,我好像就没搞不定的案子:从命案现场提取到物证,把数据录入数据库,接下来只要轻轻摁一下回车键,就能比对出嫌疑人。

 

我露脸的机会渐渐多了起来,夜宵局上的气氛也起了变化。

 

侦查的兄弟偶然喝高了会说:“犀利了,这次又是你们搞定的。”乍看是夸奖,但谁都能听出来,这话里若有若无的“酸味”。

 

不过有一个侦查员,在酒桌上从不说这种话,只是举杯就干,性子豪爽得不行。他和我同一年入行,算不上搭档,但总在出现场的时候碰上。大家都叫他“胜哥”。

 

有人说,胜哥他们搞侦查的,三年就算老刑警。但我们这些法医,做技术得十年才算是资深。

 

现在看也确实如此。入行4年,我还是个资历尚浅的小法医,但胜哥已经是外侦的绝对主力了。

 

酒局上,基本是搞侦查、搞情报人的天下。抓捕过程是如何惊心动魄,审讯过程又是如何斗智斗勇,胜哥在那把气氛带得非常热烈,我就躲在角落不吱声。

 

但就在接手夏小兰案那天的酒局上,我发现胜哥突然不对劲了。

 

他整晚没开玩笑,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,手上的啤酒一口没动。

 

夏小兰是第三个受害者。

 

早在1个月前,附近区域已经连续发生了两起同样手法的案子:有个男人专门藏在女工下夜班的小路上,看到落单的女性就用刀比着脖子,拖进河岸边齐腰深的草丛里抢劫、强奸。

 

往后,强奸犯一直都没被逮捕归案。这难免让人担心,现在罪犯只是强奸,下次指不定会干出什么事。

 

刑警大队发出警报,派出所的治安员挨家挨户上门通知:晚上不要出门。

 

附近有些工厂晚上依然要开工,治安员要求工人们夜班后尽量结伴回家,尤其是女工,“千万不要一个人走夜路!”

 

可报警电话还是响了,这次的消息,是比往常更严重的噩耗——

 

某家具厂,有个女工下夜班后独自离开厂区,再也没有回来。

 

酒桌上,胜哥似乎还在担心着什么。但对我来说,只要凶手在现场留了痕迹,想抓到他不过是动动手指在DNA数据库里敲几下回车键。

 

看着闷闷不乐的胜哥,我只是觉得,前面26起案子都过来了,这起也不会例外。

 

 

那天早上,我将勘查车停在家具厂工业区边缘,这里附近就是案发现场。

 

匆忙赶到现场,一边是空置的荒地,另一边不远处就是一条小河沟。虽然已是冬天,但河沟这边依然长着半人高的芦苇草,翠绿且粗壮。

 

我拎着勘察箱,往草丛中钻去。草叶边缘的小锯齿刮着我的手背,带来阵阵刺痛。

 

草丛里站着个大高个,是胜哥。他先我一步到,正叼着香烟嘴,眉头紧皱,用签字笔在小本子上记录着现场情况。

 

一处被践踏倒伏的草丛中央,我看到了一个半裸的女孩。

 

 

她仰面倒在茂盛的草叶上,一条裤腿被脱下来,露出赤裸的下半身,上身衣物也被拉到胸部以上——又一个典型的性侵受害者。

 

我摇了摇女孩已经僵硬的膝盖,凑近了一些。女孩左额头的创口还在向外缓慢渗血。

 

悲剧应该就发生在前一天的晚上。虽然这里距离厂区不远,但是这条小路没有路灯,晚上会格外的黑。

 

我几乎是下意识联想起1个月前那两宗案子:同样偏僻的小路,同样的高草丛,夜晚,刀子,路边窜出来的人影。无论是凶手选取的作案地点,还是作案手法,都太像了。

 

凶手从正面击打了她的头部,伤口位置不高,颅骨的骨折也不算严重。凶手应该没有太多的身高优势。

 

这种情况下仍然选择正面袭击,这让我有些意外,说明凶手甚至不屑于伪装和隐藏,对自己一击即中相当有自信。

 

而女孩颈部圆形的淤伤提示我,她曾被人狠狠掐过脖子。

 

我和胜哥对视一眼,换上双新手套,开始干活。

 

虽然女孩的衣服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,但我在女孩的身上提取到了检材。

 

当晚,整个刑警队都亮着灯,我独自一人上了五楼,打开了DNA实验室的门。

 

回到实验室就是回到我最熟悉的地方:结构和布局是我设计的,仪器设备也是我一台一台调试的,我能闭着眼睛找到任何一台仪器,并准确说出它所有的性能和参数。

 

实验室只有一百多平米,按照规模来说,全国能排进十名以内。当然,是倒数。

 

但对我而言,这里绝对是除了老婆孩子以外最宝贝的。

 

市里早几年就有了DNA检验的技术,却一直把它作为昂贵而稀缺的技术。想让市局加班,队长得亲自打电话,几次下来,队长不耐烦了,派法医成天去“蹭”人家的场地和设备。

 

那个被派去的法医就是我。

 

除了学习DNA检验的技术,我憋着股劲——要筹备自己的实验室。

 

两年过去,实验室总算筹备完毕,我在这里得心应手。不到三个月,经由我手破掉的命案已经超过20起。

 

夏小兰的案子是我接手的第27宗命案。说实话,我没觉出有什么难的。

 

对于法医来说,一个命案能提取到有价值的物证,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一大半。因为检测出DNA是谁就相当于掌握了凶手的信息。至于凶手在哪,如何抓到他,那是胜哥他们要操心的事。

 

怀着放松的心情,我戴上手套,把从夏小兰被害现场提取来的物证,剪下米粒大的一块,放进试管里。

 

我相信,只要耐心等上5个小时,就能揭晓这3起连环案的谜底。

 

与此同时,胜哥正在一片工业区里忙得晕头转向。

 

 

隆盛家具厂,夏小兰上班的地方,距离现场不到500米,是胜哥重点排查的区域。

 

胜哥前脚踏进加工车间,后脚就赶紧退出来,一下掐掉自己的烟头。地面上随处可见刨花,油漆味刺鼻。

 

他下意识想到了女孩头部的伤口——能够造成那样伤口的方木棍,厂里到处都是。

 

电锯刺耳的呜呜声混合着其它噪音,几十个工人正在干活。虽然外面的气温已经不足十度,但工人们头上都在冒汗。

 

这座工厂距离案发现场最近,会不会是工厂同事趁女孩下班,尾随作案?

 

“老板在吗?公安局的,来问点事儿。”胜哥大声吼了一句。车间角落,一个年近五十的女人从办公室里探出一张圆脸,示意胜哥过去。

 

“真晦气,又死一个。”

 

女人是工厂的老板娘,她皱着眉头告诉胜哥,“前几个月厂里才有一个工人睡觉睡死了,这回这丫头又被杀了。”老板娘撇着嘴,老大不乐意地盘算自己需要出多少丧葬费。

 

对于这个在自己厂里打工的女孩,她平时并没有怎么留意,还是经和女孩同办公室的女会计提醒,她才把“夏小兰”这个名字和被杀的女孩对应起来。

 

胜哥从女会计那里大概勾勒出了被杀女孩夏小兰的基本情况。

 

夏小兰是江西人,19岁,在厂里工作已经两年。能吃苦,几乎任何男人能干的活她都能干。最近厂里加班赶工,上夜班是经常的事。

 

她一个人住,没有男朋友,家里人也都在老家。女孩每个月会把钱寄回去,没听说与人有经济纠纷,更谈不上有什么仇家。

 

这个生活轨迹简单的女孩,看来只是运气不好被人盯上了。但这些信息对胜哥来说并不简单。

 

越是随机的作案,越难查到直接的线索。

 

胜哥推开办公室的门,打量着热火朝天干活的工人们。清一色的青壮男性。

 

像这样做纯木桌椅的家具厂,工人基本都是青壮男性,除了屋里的胖老板娘和苦瓜脸的女会计,夏小兰可能是厂里唯一的女性了。

 

按照胜哥以往的经验,在这种男人扎堆的地方,一个稍微有点姿色的女孩,必定是所有目光的焦点,凶手很有可能就藏在被害人身边。

 

这时,有个身材矮小的工人提着两个油漆桶从胜哥面前经过,眼神不偏不倚落在胜哥胸前的警官证上,忽然低下头,加快了脚步。胜哥心里一个咯噔——

 

办案直觉告诉他:那个小工有问题。

 

他紧盯着那个背影,果然,小工在转弯的时候又悄悄回头看,正好撞到胜哥的视线。

 

胜哥掐着点,在工厂外的小巷子堵了下班的小工。

 

小工浑身上下散发出浓重的油漆味,一见胜哥,低着头就要从旁边挤过去。好在巷子窄,胜哥猛地把人推到墙边,拧手,抻胳膊,搜身,哗啦一下就上了手铐。

 

胜哥对付这些人,几乎是一套动作下意识就把人拿了。

 

按照他的经验,狭路相逢,趁着对方犹豫的劲儿,先把人制住,可以避免90%的危险。而且突袭之下有奇效,很容易突破对方的心防。他就曾不止一次在拿人的瞬间“炸”出对方的老底。

 

但这次,胜哥出错了。

 

 

审问中,可疑的小工没等胜哥开口,立刻主动交代。

 

他说自己前一天下班,吃完晚饭就回了出租屋,还有3个同行的工友可以作证。并且他的行动轨迹和案发现场的方向也完全相反。

 

他承认自己幻想过和夏小兰在一起,但最多和其他工友一起调笑,从来不敢单独和女孩说话,“我知道人家看不上我。”

 

“那你见到我慌什么?”胜哥有些憋屈地问。

 

“老家那边有传闻,到过凶案现场的人身上可能跟着鬼,我怕小兰缠上我。”

 

这个说法让胜哥觉得有些可笑,但是他却笑不出来。

 

弄错了嫌疑人,这对他一直很看重的“办案直觉”是个不小的打击。

 

或许也正是这次失败,才让胜哥加大力度,开始了真正的“大动作”——他把附近活动的流浪汉、吸毒人员一口气都纳入了排查范围。按照常规的侦查思路,没有直接的嫌疑人对象,有类似作案前科的嫌疑人都是重点。

 

但如此一来,排查越发困难。因为这些人身上不少都背着案底,回答问题总是躲躲闪闪。

 

遇到不好好交代的滚刀肉,不管什么来路,胜哥都会把人关到小洗手间里教训一顿,然后带出来拿水冲洗一通,再回去审。如此反复,直到他们张口。

 

对于搞技术的人来说,我很难理解胜哥这种蛮横的办案方法。

 

可胜哥见多了毒鬼和惯偷,就信一句话,“这帮混蛋不整不行!整服了,自然什么都说了。”

 

两年前我去市局学习的时候,我的师傅就告诉我,做实验和侦查是不同的。

 

“侦查讲究的是快,重拳出击。我们得慢,做实验就得按部就班,每一个步骤都不能省略,一次做好才是真正的快。”

 

提取到夏小兰身上的物证后,我第一时间开始了检验。

 

现在这个案子最关键的物证,就在一个小玻璃管里,那里面有我想要的答案。

 

加水,搅拌,插入试纸条。

 

液体一点一点缓慢浸润了试纸,两条深紫色的色带慢慢显现——阳性,有精斑留下。

 

很好,一切都跟我想的一样。女孩的阴道里找到了男性精斑,女孩胸部也检出同一个男性的DNA。

 

隔着口罩,我感觉自己呼出一口气,身体也随之放松。接下来,只要拿着这个结果去DNA库里比对,找到对应的人,这案子就结了。

 

但当我像往常一样输入检验的结果后,屏幕上只有一片空白:没有匹配的人。

 

凶手的数据不在库里,这家伙居然没有前科。

 

我的比对失败了,只能寄希望于胜哥的排查取得成果。

 

我将这个消息告诉胜哥,电话那头,他呵斥着审讯对象让对方小声一点,然后又拉近听筒说,他会尽快把嫌疑人找出来,送样本给我比对。说完就挂掉了电话。

 

他没有告诉我的是,他也遇上了大麻烦——

 

他的办案直觉好像“失灵”了。

 

 

回到办公室,胜哥的排查一无所获。

 

他决定扩大排查的范围,甚至翻开地图给我画了一个圈——

 

两公里的半径几乎涵盖了整个家具厂工业区,旁边还有成百上千的出租屋,涉及的人员近万。

 

这样的排查无异于大海捞针,案件正在一点点偏离我们预计的方向。

 

但就在这时,局里给的压力越来越大。快到年尾,前两周才开会强调“命案必破”,之前的两宗强奸案还没个眉目,现在又是一起同样手法的杀人案,任谁心里都憋着一股劲。

 

越是没有头绪,胜哥越像“发了疯”。他开始用警用小面包一车一车往回拉人,那架势,是要把整个厂区掀个底朝天。

 

清查厂区出租屋大概是胜哥一天中脾气最差的时候。

 

那里住的大都是工人,因为胜哥要赶着他们在家时去查,不是要起大早,就是深更半夜睡不了觉。

 

所以那几天半夜里,这些个明明是警察的大老爷们,都过得跟贼一样。

 

他们蹲守在出租楼下,见人家一关灯就知道,睡了,人一准在里头。胜哥就带着手下的小兄弟挨家挨户敲门。先用手敲,不开,就用手电筒哐哐砸。

 

上百户出租屋都是铁门,此起彼伏的砸门声像打雷一样击穿整栋楼。

 

不明状况的工人开个门缝,一探头,就被急了眼的小警察提溜到过道上,光溜溜。所有人都在黑灯瞎火中大骂:“扑街”。

 

被清查的工人们也是一肚子怨气,早早睡下的被吵醒不说,一个个晕头转向地被摁进车里。

 

所有男性都会被带回派出所采指纹,甚至扎手指,采血。过程慢而繁琐,要是不幸排队排在末尾几个,一晚上就报销了,耽误睡觉事小,他们更在意的是耽误上班。

 

派出所离厂区有段距离,后半夜早就没有公交车了,厂区偏僻,出租车老半天也看不到一辆。排查完的小工们挤在派出所门口,哆哆嗦嗦地问,“我们怎么回去啊?”

 

我不忍心,就跟胜哥说能不能安排人把他们送回去。只有说了,胜哥才会反应过来,招呼治安队员把人送走。

 

很快,这种大面积排查带来的压力就波及到了我。

 

那段时间,我一晚上要扎四五十个工人的手。

 

以往的案件,我只需要做最后和嫌疑人的比对就可以了,“排查”历来都是胜哥他们的工作。

 

现在,凭空增加的工作量让我又烦又累,更糟糕的是,我发觉自己的心态渐渐起了变化:验得样本越多,我越慌。

 

原先手里那份“万全”的嫌疑人数据,帮助我破获了26起命案,怎么在这一起就失灵了呢?

 

我开始怀疑,能干出连环罪案的凶手,大多应该是有前科的,该被录到数据库里才对。有时我会突然愣住。担心凶手是不是在胜哥他们初期排查时就被漏掉了,不然怎么排查了这么多还没结果。

 

很快,无意间听到的消息也会让我心里打鼓。有个法医同事因为检验出了错,把命案的嫌疑对象搞错了,我赶紧翻出夏小兰案件的物证一一检验,结果和之前的一模一样。我居然开心不起来。

 

胜哥越对不到人,越不敢轻易放人,拉来采集的人也越来越多。

 

大家心里都明白,对自己的猜疑越多,对案子的底气就越少。我们已经开始盲目了。

 

正当我们万般纠结的时候,一个突发的警情让我们为之一振——

 

傍晚时分,在夏小兰被害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,有个女孩被人抢劫强奸。幸运的是,她还活着!

 

那个隐藏在暗处折磨我们多时的凶手,终于要露面了。

 

 

我们赶到公园的时候,太阳已经落山,稀疏昏黄的路灯让公园的小路显得格外幽静。

 

跟着带路的治安员,我在树林边看到了那个死里逃生的女孩。

 

这是我遇到过最冷静的当事人。

 

女孩红着眼睛,安静地坐在石阶上,她的衣物上满是尘土,正在一点点摘掉长发上的杂草和落叶。看着只有十六七岁。

 

我蹲下来,询问了案件的细节。

 

傍晚时分,女孩独自一人在公园里散步,3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拦住了她。在抢走她的现金和手机之后,其中一个男人把她拉到树林深处侵犯了她。另外两人试图继续的时候,被经过的路人发现,三人随后逃离了公园。

 

犯案的居然是个小型团伙?有3个人?

 

女孩细致地描述了几个案犯的衣着特征,甚至连其中一个男子衣服上的字母图案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 

在慌乱的情况下,能够记住一个人大概的相貌衣着都很不容易,女孩却在遭遇侵害后保持了冷静,虽然不远处就有公共厕所,但她并没有去清理身上的痕迹,所有物证都被完好地保留下来。

 

我和女警带她去医院检查的时候,女警握着女孩的手告诉她,“证据在,这些混蛋跑不掉的。”

 

当天晚上,根据公园门口的视频,胜哥和同事就找到了那3人的踪迹,随后就在网吧里抓到了其中一个。

 

三个年轻人是同乡,从老家过来之后没有正经工作,又没有其他技术,整天就是在城中村里晃悠。他另外两个同伙已经离开辖区,但是按照审讯的情况来看也跑不了太远,落网是迟早的事。

 

当时的审讯室里可没有铁栅栏。

 

胜哥摩拳擦掌,推开了审讯室大门,准备使出自己的那套方法。

 

结果让人失望,胜哥还没发挥出“审讯技巧”,对方直接就大喊要招供,交代了整个犯案经过,甚至连以前在出租屋偷看女人洗澡的事都说出来了。

 

唯独,关于夏小兰那起命案,他一个字都没有提。

 

最后一棒又交到了我手里,所有人都在等着DNA的比对结果。我在心里默默祈祷,希望这次能像之前的26次一样。

 

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又回来了,再一次被置于众人视线的中央,我无比迫切地希望能比对上。

 

我把数据输入到库里时,手有点抖。

 

可熬了一个晚上之后,我带去的消息,让所有人失望了:抓到的嫌疑人的DNA与命案现场凶手留下的并不吻合。这只是一起和命案毫不相关的强奸案。

 

无论多么迫切,证据就是证据。我们让他溜了。

 

胜哥身上的烟味越来越重,胡子拉碴,黑眼圈叠了一层又一层。我知道,我们害怕的一样。

 

眼看年关就要到了,到时所有打工的人都要回家,如果凶手趁这个时候逃走,我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抓到他了。

 

年关,那是我们最后的期限,也是我们必须要过的一道坎。

 

 

年关将近,工厂陆续停工,出租楼也关门闭户,拖着大包行李返乡的工人一批接一批。

 

他们不确定来年是否还会回到这个地方,我们也不确定凶手是不是在返乡潮里,再也不回来。

 

留给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。

 

胜哥已经盯人盯到“眼红”,隔三差五就出门排查,到处去捡拾被人遗落的DNA。

 

最典型的一次,一帮工人前脚从工棚出去,他后脚就拉着我进屋,把工人们刚刚抽过的烟头一一打包。

 

我盘算着这些物证的数量,忍不住问胜哥,“你的意思是,全部带回去比对?”

 

这起案件的DNA样本已经突破了300份,再这么干下去,即便把队里全年的技术经费都砸进去,也坚持不了3个月。

 

胜哥倚着门框,看着我把烟头一个个装进物证袋,“别人命都没了,我们能不拼命吗?钱的事,我再找队长说说。”

 

我们都知道,案件已经陷入死局,我们的做法效果微乎其微,但我们不能停下。

 

夏小兰案的专案组只剩下四个人,而年关就在眼前。

 

胜哥登记了案发现场附近人员的全部信息,名单厚厚一沓,上面有好几千个名字。

 

他打算年后用这份名单比对返乡的工人,看看哪些人没回来,再重点去查。这种大海捞针一样的做法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。

 

终于,年关到了。

 

返乡的工人们成群结队散去。我甚至想站在人群的最前方张开手臂,拦住他们。

 

可人群一眼望不到头,我也没法那么做。我眼睁睁看着,破案的希望随着人潮被一并带走。

 

我只能努力地去看,去记,每一张脸。

 

我们曾反复刻画过凶手的形象,推测他的体型特征,但是越研究,凶手的样子越模糊——他就是一个普通人,长着一张普通的脸。

 

记不清多少次,我站在一群又一群人的前面。后来我想,如果当时有谁留意,或许也会记得我那副错愕中带着惊慌的面孔。

 

春节假期一结束,胜哥就趁着厂区开工,按照年前搞的那份大名单开始清查,但刚查了两个厂,就被队长叫停了。

 

跟进夏小兰案件的外侦兄弟一个个都去跟新的了,就他手里还捏着去年的旧案子。

 

胜哥被叫进了领导办公室。

 

“去年的案子破不了是问题,今年的案子就不是问题了?XX区今天冒出个飞车抢劫,XX区昨天又砍死人了,夏小兰的案子要管,那李小兰的案子管不管?都搞旧案子,新案子还怎么搞。”

 

胜哥从办公室出来就把名单塞进了柜底。军令如山,他只能照办。

 

后来胜哥约我吃饭,酒过三巡,他突然凑过来搭着我的肩膀,迷迷瞪瞪说:“那小子肯定还会冒头的!我相信你,一定能抓到他!”说完一仰头,干了大半瓶。

 

现实是,谁也说不准案子能不能破,什么时候破。

 

 

凶手并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露面,他消失了。

 

但胜哥提出的方法,可能是对的。

 

2011年,我去北京的法医中心学习,他们的辖区刚好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的案子,凶手在现场留下了精斑。

 

警方划定了范围,但是和我们投入几十个外侦兄弟不同,北京警方出动了上千警力,采集了范围内5000个男性的DNA数据。

 

每晚22点,法医们会准时收到当天采集好的DNA样本,连夜检验出结果。

 

上千人不眠不休地通力配合,这在我的概念里是不可想象的。

 

“DNA人海战术”奏效了。检验进行到第14天,在比对了3800多份样本之后,他们对出了凶手。

  

我为他们的执着和投入感到震惊。在这之前,我觉得夏小兰案件排查几百份人员和物证已经算是下了大力气。现在看来,我们的魄力还远远不够。

 

我开始相信胜哥提出的大名单排查方案,但他已经被调离专案组了。

 

早在这之前,我就开始尝试他的方案。有次我碰巧路过命案现场附近的天桥,看到十几个搬运工正蹲在桥底等活。

 

这些人在厂区活动,但是并没有专门的厂子登记在册,流动性极大。

 

寻思了一会,我再抬眼,就像胜哥当初侦查一样,开始和路口摩托车工和小货车司机的眼睛对视:这些人的眼神不对,会不会也进过厂区?

 

莫名其妙地,我突然觉得自己必须赶紧打电话给胜哥,问他有没有排查过这类人员。胜哥听完,只是笑了笑:“你魔怔了,看谁都像凶手。”

 

从北京回来后,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在跟进夏小兰案了。我重新审视案件的所有物证线索:凶手的DNA结果是我做出来的,数据是我输进库里的,连数据库里留的联系电话都是我的。

 

这起案子成了我名副其实的“天字第一号案”。

 

2015年,我们开始系统清理未破命案,队长把这次行动命名为“破晓”。那些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得以重见天日,当然,也有我的“那一起”。

 

断断续续进行的清理工作,让十几宗沉案陆续侦破。案件大多数是通过DNA比对和指纹比对破获的。

 

一个个凶手落网,我给一份份档案出具了鉴定书。结案,归档,长长一列未破案件的档案,夏小兰案的档案袋从放在最前面,慢慢被压到了最后面,然后再一次被我抽到前面。

 

当事人会说谎,目击者会遗忘,视频会被覆盖,但凶手的DNA信息不会变,只要它在那里,哪怕十年,二十年,我都能把他揪出来。

 

我在等一个机会。

 

这些年,我用更多时间去破小案,积累更大规模的DNA样本,不断更新排查人员数据。

 

案发附近成了我重点采集的区域,旁边地区发生类似的拦路抢劫强奸案,我会第一时间去比对。

 

后来,只要有外侦的兄弟去外省出差,我都会拜托他们带上案子的资料去当地比对。我老担心凶手的数据没有被当地及时录入库。

 

2016年白银案侦破时极大地鼓舞了我,每次有新的DNA技术应用了,我都会翻出这个案子去试试。

 

我总记得胜哥的那句话:凶手还会冒头的。

 

那一天,到底还是来了。

 

 

2019年3月,我刚从短暂的午睡中回过神来,办公桌上的手机就震个不停,那是一个显示来源地是贵州的电话。

 

简短地介绍完身份,电话那头的人说了一句我等待了十年的话——

 

“我们有一宗系列抢劫强奸案的物证,对中你们08年夏小兰被杀案的DNA了。”

 

我猛地放下杯子,一边询问着案情,一边试图点开DNA数据库的网页。

 

到此,距离夏小兰被杀,已经过去了10年4个月零8天。

 

那个反复出现在我梦里的案件,终于出现了转机。

 

虽然还不知道他的具体身份,但贵州那边已经锁定了凶手的居住范围,确定了凶手的样貌体态——那张一直模糊的脸终于被勾勒出最关键的几个细节。

 

我再三询问着贵州那边的案件情况,对方干脆把物证的DNA图谱发了过来。看到图谱的那一刻我终于确信,当年检出的现场物证没有让我失望。

 

十年等待,我终于摸到了他的尾巴。

 

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,拨通了胜哥的电话——

 

“08年夏小兰被杀案对中贵州的案子了!”

 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,大约是还在咀嚼我那句话,然后突然传来胜哥升了两个调的声音,“那个案子?对出来了?”

 

没等我答复,胜哥已经挂断了我的电话,不到两分钟,我办公室的门被径直推开,他三两步冲了进来。

 

我这才知道,胜哥已经接到了调令。

 

下个月,他就要离开刑警大队,去做治安员了。

 

这次是全局的大轮岗,按照领导的说法,同一个岗位工作时间久了容易枯燥,换换新环境,激发新活力。胜哥是500个轮岗警察中的一个。

 

从入行开始,胜哥就待在重案队,一干就是15年。他一直觉得自己是绝对的主力,直到接到这个调令。

 

夏小兰的案子,胜哥“不灵”了,他后来开始不自信,怀疑自己被嫌弃。

 

虽然轮岗以后,还是同样在一栋楼里干活,工资也是一分不少,但每天对着的不再是杀人放火的重犯,而是些卖淫嫖娼、打架赌博的小混子。那些过去审讯穷凶极恶的杀人犯的技巧,如今已无用武之地。

 

他说,自己有点难受。

 

报到时间一到,胜哥就不得不离开。我知道他心里不止憋了一口气。

 

走之前搞定这宗案子,才算是给自己15年的刑警生涯画上句号。

 

他从我手上接过当年的档案,又找出自己压在柜底的侦查笔记,当然,还有那一沓厚厚的名单。

 

十年之后,我们再度踏上了追凶之路。这次是我和胜哥两个人。

 

 

胜哥第一时间飞去了贵州,他觉得自己的直觉回来了。

 

他和当地的警方穿着便衣,当天下午就找到了那个在半山腰上的农家小院。

 

山石砌成的围墙,院门虚掩着,胜哥站在院门边上,兜里的手铐把裤子坠得有点歪,他做了两个深呼吸,又紧了紧腰上的皮带。

 

这一刻,他等了十年。

 

轻轻推开院门,院子里,一个脸上脏兮兮的小男孩扭过头,呆呆地看着胜哥他们冲进院子,又闯进房间。正屋门口,一个老人正在打瞌睡。屋里空空荡荡,再没有其他人。

 

胜哥他们扑空了。

 

老人说,儿子和儿媳两天前刚刚离开家回广东打工去了,家里只剩下他和小孙子。

 

胜哥忽然觉得有点好笑,自己千里迢迢飞到贵州,算起来,凶手是在同一天离开这里,坐火车去了广东。

 

胜哥他们采了嫌疑人父亲的DNA连夜检验,数据库比对的结果显示:完全吻合。

 

那个在数据库里静静躺了十年的数据,终于在这一刻成了套在凶手身上的镣铐。这个家的男主人就是十年前在小河边杀害夏小兰的凶手。

 

胜哥第二天就坐飞机往回赶,但这个案子像是注定要留下些遗憾给他。

 

胜哥刚下飞机就接到消息,凶手已经先一步被刑警队的同事抓获了。抓人的地方,和当初夏小兰被杀的地方,距离不足4公里。

 

只是胜哥没有料到,凶手不仅当时没有走,甚至这十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个工业区里打工。

 

那年,他杀害夏小兰之后,因为没有抢到钱,一直留在附近的家具厂打工。胜哥排查过他所在的家具厂,但当时混在工人中的他并没有引起胜哥的注意。

 

因为他只会做木工,老家没有什么赚钱的机会,老婆刚刚生产,正需要用钱,年后他独自一人又回到了广东。

 

这让他顺利躲过了胜哥未返乡人员的大名单。

 

杀害夏小兰的第二年夏天,他骑着一辆二手摩托车撞上了路边的花坛,造成了头骨粉碎性骨折。

 

这本是一个让我们发现他的机会,但因为是自负全责,警察并没有怎么介入,他草草处理之后就回老家疗养了。

 

疗养持续了两年,那两年,恰巧是我们对案发地附近进行撒网式建库的时候。

 

茫茫人海中,他一次次从我们的眼皮底下逃脱。

 

除了发生交通意外的那次,这些年,他没有和警察说过一句话,上街都会绕开派出所。

 

但是现在,十年,兜兜转转,一切都回到了原点。

 

 

第二天白天,派出所留置室。

 

隔着一道铁栅栏,我和胜哥终于有机会和这个我们找了十年的男人面对面。

 

我本以为自己的心情会非常激动,结果那一刻我却格外平静。

 

那确实是一张普通的脸。凶手叫韦金重,精瘦,一米七左右的身高,穿着灰色的夹克和黑色的长裤,普通话里带着明显的地方口音。

 

为了这次审讯,胜哥连夜赶回。他说,自己要第一个审问凶手。

 

在我的记忆里,那是胜哥职业生涯中审讯最久的一次,拢共十几个小时,日夜颠倒。

 

这些年,审讯室里安装了摄像头和铁栏杆,胜哥的脾气已经好了很多,只是有很多惯用的手法依然有效。他要像以往一样威逼利诱,用等量的证据,一点点撬开韦金重的口。

 

起初,韦金重并不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,回答、问话都格外简短,像是怕泄露什么秘密,不说话时就抿着薄薄的嘴唇发呆。

 

关于那十年,他什么都不说。确实,这是最稳妥的办法,十年时间会模糊很多东西,我们也做好了他抵赖的准备。

 

只是凶手可以沉默,证据却能发声。

 

陆陆续续抛出的物证一寸寸击溃了韦金重的防线,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沉默抵抗后,他最终承认,自己杀害了夏小兰。

 

他已经记不起犯案的那天到底是哪一天,只记得那个晚上格外的冷。

 

晚上九点多,身无分文的他揣着一把菜刀出了门,老婆在家待产,他想弄点钱给她们,想来想去,最快的方法就是抢劫。

 

他在家附近选了一条又黑又偏的小路,等了很久,骑着车的夏小兰从路的一头出现了。

 

看着对方孤身一人,他从草丛里窜出来拦住了她,“有没有钱?”他举着菜刀威胁夏小兰,夏小兰试图骑车逃跑,韦金重在两人错身而过的时候,用刀背狠狠砸向女孩的头。

 

他把女孩拖到了旁边的草丛里,迅速搜了衣兜,一无所获。

 

但这时候,他已经不关心有没有钱了,看着没什么反应的女孩,他觉得心里有什么在翻腾。和老婆分开足足半年,此刻,他不受控制了,趁着女孩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时候,脱掉了对方的衣服。

 

韦金重的交代仅止于此,对于那段时间另外两起相似手法的案件,他始终不肯承认。

 

“有证据你就弄我嘛,怕啥子。”他抬起头盯着我,语气平静,眼神却带着深深的挑衅。

 

 

韦金重的话像是迎面给了我一记重拳。

 

关于另外两起案件,我有太多遗憾。

 

根据两个被侵害女孩的描述,两起案件的发案经过和犯案手法几乎一模一样,案犯很可能是同一个人。

 

只是被侵害的女孩都是第二天才报案,洗过澡,洗了衣服,甚至连手指甲都剪了一遍,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物证。即便嫌疑再大,我们也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。

 

审讯结束后,我们带韦金重去指认当初的案发现场。他戴着手铐和脚镣,走得很慢。

 

当年的小路已经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,那些半人高的荒草地现在都被人工绿化草地所替代。我们只能根据周边的河流和电线杆,推测当年夏小兰被杀的具体位置。

 

夏小兰工作的工厂已经搬迁,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居民小区。来往的居民好奇地打量着我们一行人,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每天散步的河边,曾经发生过什么。

 

只有我看着不停息的小河,记忆仿佛又一瞬回到了十年前,那片深深的芦苇丛,赤裸的女孩还躺在那里。

 

但是我知道,今天过后,她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梦里了。

 

押着韦金重回看守所的时候,他在车上问了胜哥最后一个问题。

 

“是不是这回我不干这事儿,你们就抓不到我?”

 

“你能忍住不干坏事?”

 

胜哥拉着他的手铐,把他推进了看守所的大门。

 

贵州另外两宗强奸案最终被认定也是他干的,但我们这边的那两宗由于没有直接证据,加上年代过于久远,受害人无法准确辨认凶手,最终无法认定。

 

有些小遗憾,但更多的是解脱。

 

韦金重进看守所没几天,胜哥就接到了调令,夏小兰案件的收尾工作都移交给了其他同事。

 

胜哥走之前,我邀他到我办公室喝茶。他坐在沙发上,捧着茶,小口小口地呷着,陷入了沉默。

 

我们还在一栋楼里办公,也可以和往日一样一起喝茶聊天,但是离开了并肩的战壕,不知道几时才有机会再一起冲锋。

 

我问他,为啥不把案件搞定了再走,他平静地告诉我,破了就好。

 

“要是每个案件都要全搞定才能走人,那我永远也不用去别的部门了,刑警队不缺我一个的。”他笑了,指着我桌上的档案袋说:“你们的活才是真没有人能替你们干。”

 

“其实你可以啊。”我坐到了他身边,两个人一起放声大笑。

 

直到眼泪都笑出来了。

 

 

那是一个经验与技术交锋的年代,但交锋并不意味着某一方要被取代。

 

小刀告诉我,胜哥最近又被抽调回来搞反黑专案,整天泡在看守所里审讯犯人,问出的口供是最有效的。

 

“干这个十几年,他就是最厉害的那群人。”说这话的时候,小刀特骄傲。

 

这个故事,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《暴雪将至》。男主角陷入一场命案时,坚信自己的破案思路,总想一个人担起整个案件。最终,他打死了无辜的人,徒弟也死在追凶途中。

 

所谓的负责,最终成了自负。

 

廖小刀的这起案子,似乎要“幸运”很多——因为有人明白自己要如何负责。

 

年轻的廖小刀,手握新技术,心里暗暗较劲。

 

胜哥用的老一套,但他知道,案子能破才是最重要。“别人的命都没了,我们能不拼命吗?”

 

无论他处于什么样的位置,只要凶手被绳之以法就好。

 

这是胜哥的负责,也是他传给小刀的“经验”。

广东佛山女孩被奸杀办案警察扎破手指不够努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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