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贞节牌坊？是谁制造的这副沉重的枷锁？在这场扼杀人性的闹剧中，宋明道学家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？贞洁到什么程度的烈女可以旌表敕建牌坊？
也许，贞节牌坊是中国礼教制度下的专属产品，对于贞节牌坊，我们第一会想到的可能是，这又是一位可敬的伟大母亲。是的，每一座贞节牌坊下一定有一位伟大的母亲。但是对于每一位伟大的母亲而言，那一座座贞节牌坊就是一副副沉重的枷锁，是中国妇女对封建礼教的血泪控诉！
秦始皇首建怀清台，旌表寡妇“清”的功德
秦始皇时，巴邑（现在重庆巴南区）有个叫“巴清”的寡妇，她是入选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的唯一女实业家。司马迁记载说：“清，寡妇也，能守其业，用财自卫，不见侵犯。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，为筑女怀清台”。
“巴清”靠经营丹砂产业发家致富，并响应国家号召，捐款修建长城，始皇帝念及“清”疏财忠国之大义，敕封为“贞妇”。清寡妇病逝后，始皇帝御笔亲题“怀清台”。后又令李斯明法规、正风俗，刻石旌表，倡导贞节：“禁止淫佚，男女洁诚。夫为寄瑕，杀之无罪”。
秦始皇所云“贞节”通用于男女，而且，有妇之夫若偷腥奸淫妇女，女子可以杀死奸夫，不受罪过之责。
南宋及其之前的婚配制度很宽松
西汉宣帝刘询、东汉安帝刘祜也有诏赐贞妇的先例。但彼时的贞妇，绝非特指宋代以后狭隘的“贞洁烈女”，因为那时候离婚再嫁、亡夫改嫁皆为寻常。比如西汉朱买臣妻子因嫌弃朱家贫穷要求离婚，朱买臣无奈休妻。后来发迹后，依然厚待前妻及其丈夫。
《孔雀东南飞》的主人公，东汉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兰芝，为仲卿母所遣回到娘家。当地官员闻听消息，争相为自己的儿子说媒：“还家十余日，县令遣媒来”，又有太守“遣丞为媒人”“既欲结大义”；东汉末年蔡文姬三度嫁人，也没遭非议。这些都说明，从秦始皇统一中国，到宋代之前，女子离婚再嫁和改嫁，属于百姓家居生活，没有纳入“国家治理”层面。
宋代承袭晚唐五代遗风，皇帝鼓励享乐，官吏受到厚待，像柳永那样的落魄文人，尚可养妾狎妓。女性也没有后来的大门不出二门不到的“女德”之规，贵族女子跟男子一样可以聚众娱乐，比如北宋政治家曾布的夫人魏夫人爱文学、喜热闹、办沙龙，亲近男士，李清照则乐与男士饮酒、放游。
但到了北宋，“贞洁观”急转直下。有人问程颐：寡妇孤苦无依，可否妻之？程颐说曰：男女相依为命，无妨。但就贞节而言，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。娶了寡妇，男女都为失节。但他只是说说，他自己就一手操办，将守寡的外甥女改嫁他人。
司马光鼓励百姓女子读书，范仲淹不仅主张寡妇改嫁，而且还要给予补助，他的儿子死后，就是他做主改嫁给了学生王陶做妻子。
即便到了南宋，改嫁也很普遍，著名词人李清照离婚后改嫁张汝舟，唐婉与陆游离婚后再嫁赵士诚。宋孝宗皇帝还亲自主持再嫁寡妇的丧礼。由此可见，即便在理学一统天下的南宋，妇女再嫁也很正常。
宋代“道学”兴起，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成了专门针对女性的精神枷锁，“新儒学”先生们高自标誉，对前代婚配习俗大加鞭挞，认为汉唐“贞洁观”悖天理，不纯正，无礼法，讥之为“脏唐烂汉”，以至于“贞洁”观愈演愈烈，到了清代，严守妇道的贞洁观造成了中国女性的人间地狱。
从圣人朱熹和寡妇的命运，看"道学"的虚伪
这里的道学，不是老庄道学，也不是黄老道学，而是宋明理学之道学。
朱熹。南宋大儒、哲学家、大易学家、大思想家，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，在配享孔庙祭祀的圣贤中，朱熹是唯一的一位非孔门亲传弟子。可见其儒家地位之尊崇。
有个叫严蕊的台州官妓，南宋词人，声色才绝佳，深得台州官场热捧。朱熹因与台州太守唐仲友学术相左而“有隙”，便以浙东常平使身份巡行台州，四处搜罗唐仲友“伤风化”罪证，弹劾唐仲友。
朱熹从严蕊下手，把她关押两个多月，严刑拷打，“一再受杖，委顿几死”。未曾想柔弱女子坚贞不屈：“身为贱妓，纵合与太守有滥，科亦不至死；然是非真伪，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，虽死不可诬也。"
此事因涉及两位大员，故引发朝野热议。宋孝宗审察案情，不偏不向，下了个无关痛痒的结论：“此秀才斗闲气耳”，并将朱熹调离现任。直到岳飞的儿子岳霖任提点刑狱，才释放严蕊，并问其归宿。严蕊挥毫作《卜算子》一首："不是爱风尘，似被前缘误。花落花开自有时，总赖东君主。去也终须去，住也如何住!若得山花插满头，莫问奴归处。"
岳霖判令从良，后被赵宋宗室纳为妾。现有戏剧《莫问奴归处》，久演不衰。
道学家们制定严苛的礼法，自己却不遵守。朱老夫子有两个尼姑做妾，大儿死，他与儿媳龌龊，致其怀孕。他哥哥去世后，为霸占哥家遗产，逼嫂改嫁，种种所为，为坊间所讥笑。宋宁宗降罪，朱熹上表认罪：所言之罪俱在，承认自己是“草茅贱士，章句腐儒”。可见礼教之恶劣，“圣人”之虚伪。
寡妇如何度过漫漫长夜。朝廷有礼法，寡妇能守者，敕建牌坊，万古流芳；若禁不住寂寞，坐下“伤风化之罪”，则有“浸猪笼”“游大街”等种种刑罚，逼得寡妇们长夜青灯、暗自垂泪。
寡妇改嫁。我们从“天要下雨，娘要改嫁”的故事中，便可窥见封建社会的寡妇们的活守寡的悲惨与无奈。
举子朱耀宗，高中状元被招为驸马。照例要衣锦还乡，光耀门楣。临行前，朱耀宗奏明皇上，言其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。为谢母恩，奏请皇帝允许为其寡母陈秀英树贞节牌坊。皇上准奏。
朱耀宗将此事转告母亲后，朱母由喜转悲。后经一再追问，朱母方道出原委。
原来朱母早就跟朱耀宗的老师张文举私下约定，待儿子出人头地，就改嫁张先生。现在好不容易熬出头，只等跟张先生携手共度余生，岂料儿子给弄了个贞节牌坊。
朱母无奈，只是叹气道：听天由命吧，今洗罗裙，明天若能晒干，便不改嫁；若裙子不干，就改嫁。顺从天意吧。
朱耀宗看天气晴朗，表示同意。岂料当夜天气突变，大雨倾盆，晾晒的裙子始终不干。
母亲道：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天意不可违啊。
朱耀宗将家中之事如实禀报皇上，请皇上治罪。皇上连声称奇道：不知者不怪罪，天作之合，由她去吧。
我们无需考证故事的真实性，但这样的故事，的确是民情民意的表达。同时，我们从中可以看出，所谓的孝，不过是一种自私的虚伪掩饰，只为自己考虑，何曾为老人考虑？
南宋以后贞操宗教化
南宋以降，贞洁观愈益偏狭，清代进一步将贞洁观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，把贞洁观宗教化、法制化，让本就可怜的女人雪上加霜。
清代针对“贞妇节女”，颁布了专门法律《礼部则例》。该法对“节妇”的名称概念、申报、评审的标准要求、建坊审批等诸事项，均做出详细的明文规定，把中国女性贞洁观推向邪恶的极致。
《礼部则例》规定，从京师到各级官府，都要遴选“优秀”节妇，修建“节孝祠”和大牌坊，实行春秋两祭。对于特别突出事迹的，皇帝要御赐诗章、匾额和缎匹物资作为嘉奖，朝廷并地方都要载入历史。
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对此作过详细统计：宋代开始时，有节妇烈女152人，元代翻番到359人，明代猛增到27141人，清代更是遍地开花，贞节烈妇高达100万人之多！
古徽州是全国牌坊最集中、最普遍的地方。徽州的最后一座牌坊建于1905年，即光绪三十一年，牌坊上，镌刻着徽州地方几个朝代以来的贞节牌坊总数：属孝贞烈节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。
鲁迅感叹国人灵魂之病甚于肉体，故弃医从文。他在《我之节烈观》中写道：节烈这两个字，从前是男子的美德，所以有过“节士”，“烈士”之美称。然而后来专指女子……丈夫死得愈早，家里愈穷，他便节得愈好。烈是跟着已故丈夫自尽，或因强暴设法自戕，或者抗拒被杀……
老子说：
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夫礼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乱之首。
人们预设的种种规范，不过是道的虚华掩饰，宋明理学家们不顾自然人性，一味强调贞洁礼法，恰好标志着失道悖德，忠信的丧失，这正是导致社会祸乱的罪魁祸首。
统治者的愚民教化，贞节观的神秘化、宗教化，把别人家的妇女守节上升到了天理的高度，女性即便未嫁，丈夫死必得“尽节”，遭到强暴不被打死就得自己“寻死”，这些道学先生们把自己的道德好恶凌驾于别人家女性的生命之上，别人不可以“闺中望月”“园里看花”，道学先生们倒可以妻妾成群，左拥右抱，真是民之悲哀，国之不幸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