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一年多前得知冷水江杀师案，印象非常深刻。两个17岁少年被指控在居民楼天台上强奸杀害他们的老师，并被判无期徒刑，而他们各自的父或母也因为包庇罪被判刑。
现场和死者遗体上均没有发现两少年的DNA和其他生物痕迹，但却在某关键证物上，检验出另一个未知男性的DNA。
更令人吃惊的是，案发10年后，这个DNA还比对上了另一个有盗窃、抢劫前科的青年。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对于本案，我搜集了大量资料（主要来自于公开媒体报道及知情人提供的细节），在进行梳理以及交叉比对后，我提取信息，用自己的逻辑和顺序重新讲述这个案子，并咨询当地人后制作了社区地图，以便更好的呈现当年的案情。
一场风雷
2009年8月25日（周二），七夕节前一天，对于冷水江制碱厂居民来说，这本是一个平常的夏日。在晚上9点左右时，生活区上空发生了一场诡异的风雷，狂风大作、电闪雷鸣。居民们都纷纷跑回家，准备迎接暴雨。可雨水只掉落几滴便不见踪影，约一个小时后，大风平息，夜色又恢复了宁静。
在这场风暴来临之时，小区天台上发生了一起残酷的谋杀，并就此改变了三个家庭的命运。
冷水江制碱厂是一家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牌企业，位于湖南省娄底市下辖的工业城市冷水江市，坐落在距离市区20多公里的毛易镇上。
这家制碱厂还保留着国有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格局，几十栋家属楼和碱厂办公室毗邻，碱厂自己的幼儿园、学校、医院、酒店、电影院散落期间。附近的火电厂大烟囱终日浓烟滚滚。
（图源：红星新闻）
2005年，冷水江碱厂改制为金福源碱业有限公司，员工数目从昔日的数千名减为几百名，这些职工及其家属在这个社区里上班、上学、生活，大多互相认识，但各个家庭的经济和地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分化。
41岁的刘虹老师的家庭应当属于这个社区的上游阶层。她是碱厂子弟小学英语老师，而她丈夫刘融（化名）是任碱厂采购部总经理。
他们和15岁儿子刘小宇同住在生活一区11栋1单元5楼某户。当时正值暑假，他们的外甥女小珠（化名）也借住在他们家。
2009年8月25日，傍晚7点多，暮色四合，忙碌了一天的碱厂居民们吃过晚饭后开始各自的娱乐活动，有的出门溜达，有的去跳广场舞，有的相约打牌。
傍晚7：30左右吃完饭后，小宇先带着表妹小珠出去玩了。据刘融回忆，他随后也出门时，妻子刚吃完饭。
刘融独自去碱厂的酒店“碱旺宫”和五个朋友打牌。旁人记得他8点左右到达碱旺宫，因为身上没带钱，他那晚全程只是坐一旁观看。
据刘小宇回忆，他和表妹逛完一圈回到家时，看到妈妈刚收拾完家务。在晚上8点左右，妈妈独自出门散步。
11栋是一栋六层楼公房，和斜对面的14栋一样，是比较新的家属楼，也是社区唯二可以上天台的家属楼。为了图方便，住五楼的刘虹往往不是下楼去小区，而是上天台散步。
这个习惯，她已经坚持两年多了。两年前，住对门的老年女邻居有时也会在上面散步，但最近那阵子通常只有刘虹一个人。
晚上9点不到，社区上空突然刮起阵阵大风，闪电时隐时现。在外活动的居民们看天色马上要下雨，纷纷停下活动往家赶。这时又传来消息，在生产区的食堂里有兄弟俩打起来了，于是有一些居民又跑去看热闹，整个碱厂生活区乱糟糟的。
刘融在碱旺宫找到一个朋友，第二天开车去长沙时可以顺路把小珠带回家。于是在晚上9点左右，他给家里打了个电话。接电话的是已经和表哥一起回到家的小珠。
刘融让她赶紧收拾下行李，准备第二天搭车回去，还开玩笑说：“准备好了，你明天就可以滚蛋了。”
他问小珠，舅妈刘虹是否在家，让舅妈做点好吃的让小珠带回去。但小珠说，刘虹还没回家。
晚上9点多，生活区上空中闪过一道壮观、绚丽的紫色闪电，居民不禁纷纷驻足观看，紧接着是炸响的惊雷。
刘小宇（化名）看到窗外一直刮风打雷，不禁有些担忧，平日里，母亲一般只散步一个小时，今天怎么还不回家？9点多时，他三次拨打母亲的手机，始终无人接听。又等了一会儿，他坐不住了，和表妹小珠一同上天台寻找母亲。
他们向上走了一层楼梯，上了楼顶。平时母亲上了天台，为了方便运动，会把自己的手机和钥匙放在天台门对着的水泥露天栏杆上，但那天她的钥匙和手机不在那里。
天台上伸手不见五指，只有云层中的闪电偶尔照亮一下夜色。他们走了几步并没有看到散步的刘虹，呼唤了几声，没有得到回应。但他们经过两个水塔中间时，听到夹杂在风声中的，似乎还有像“打鼾”的喘息声，“声音很大”。
刘小宇和表妹小珠有些害怕，便又下了楼，打电话给姨姥爷廖科（化名）。刘虹和廖科的老婆关系好，有时会去他们家做客，而廖科在退休前是碱厂的保卫科书记。刘小宇得知妈妈不在他们家后，说起天台上有“奇怪的声音”，请他来帮忙看下。
等寥爷爷赶到11栋后，他们三人一起回到楼顶。廖爷爷和刘小宇各打一个手电筒，循着声音找去。在两个水塔中间的黑暗墙角，他们的手电筒光照见了奄奄一息的刘虹。
当时刘虹仰躺在地上，没戴近视眼镜，上身赤裸，肚子上套着卷成一团的连衣裙，内裤被撕破，套在右大腿中部，右脚上穿着黑色凉鞋，左脚赤足。
根据廖科的回忆，刘虹当时双眼紧闭，两眼外侧及额头上有紫色血肿，头发凌乱，脸部变形，口鼻里向外冒着血泡，并发出“呼、呼”像“呼吸不通畅”那种响声。
小宇焦急万分，急忙跑到母亲身边，想抱她下楼，但廖科看刘虹伤势这么重，阻止了他，让他先去找医生。
廖科则拿出手机，打给刘虹的丈夫刘融：“快回来，家里出事了！”
刘融回忆在10点左右接到电话，急忙从碱旺宫赶回家。在楼梯上，他与正下楼的儿子擦肩而过。当时刘小宇正奔去博爱医院找医生帮忙，还在楼下朝楼上大喊：“打120！”
刘融上天台，看到妻子半裸躺在一个角落里，左脖子上有伤，头部血肿，肩膀和手臂蹭了不少灰。他看到这个情况，立刻让一旁的廖科帮忙打电话报警。
最后，廖科留下来看守现场，而父子俩在其他邻居和博爱医院医生的帮忙下，一起把刘虹送到冷水江人民医院医院抢救。
次日凌晨，噩耗传来，刘虹因抢救无效去世。
破案
2009年8月25日深夜，冷水江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到110指挥中心的电话，在制碱厂生活一区发生刑事案件。于是，由局长带队的一行人立刻赶到制碱厂，在天台上用两个半小时勘察现场。
11栋有两个单元，每个单元每层楼有两户。无论从哪个单元的楼梯，都可以上天台。天台的楼梯口只有木门框，并没有安装门。
警方在水塔附近找到了一些属于刘虹的证物：一只银白色三星翻盖手机；一副破碎的眼镜，一块镜片和镜架相距四五米远，可见当时眼镜是飞出去后摔在地上；一只沾血的白色胸罩，背后的勾形铁丝扣被扯落，掉在距离尸体半米之外；胸罩旁边是一只黑色凉鞋；她用来盘发的塑料发夹也被摔碎了。
（发现刘虹的角落，新加的铁门，图源：《后窗》）
法医检查发现，死者的两条胳膊、肩膀、额头、耳廓和脚踝等等都有擦伤或淤青，或表皮剥脱，猜测有人把她按在水泥地上摩擦导致。而她的头部、面部和颈部则遭到钝器和拳头重击，左眼眶青紫肿胀，结膜充血；口唇肿胀，可能被人捂嘴导致。而至于她的阴道，则无损伤、无充血。这意味着什么，也引发后来的争议。
案发四天后，冷水江市公安局出具的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显示，“死者系生前被他人持钝器及拳头致伤头部、面部，造成头皮广泛性淤血，蛛网膜下广泛性出血，钝性外力致伤颈项部、手堵嘴压迫呼吸道、造成窒息，导致呼吸、循环衰竭死亡。”
在案发第二天，警方就开始走访碱厂生活区的居民，试图了解案发当天死者和其他人的活动轨迹，寻找目击证人。
在丈夫刘融和周围人的眼中，刘虹为人本分、内向，生活简朴。近年来因为患病，她一直在吃中药。她平时很少出门，只和自己的姨妈、以及学校个别女同事来往比较多。她的性格贤惠温柔，平时说话轻声细语，从不与人口角。她也不爱上网，不可能在外面招惹什么陌生人。据周围人反映，刘虹刘融夫妇的感情还可以，没听说过有争执。
一、寻仇论
究竟谁会对妻子下此毒手？刘融告诉警方，采购部近几年对外欠款很多，他怀疑是不是自己作为部门经理在工作中得罪了一些人，对方雇凶寻仇。他说起公司欠了一个客户几百万煤款，那个客户前两天还来找他要债，他没接电话，那人便不再打来，暗示其可能伺机报复。
二、治安论
廖科以前是保卫科书记，对周围环境比较了解。他说，碱厂的社会情况复杂，常有沙塘湾的一些“鬼仔”（小混混）和吸毒人员出没。
根据《后窗》的报道，“在此之前，冷水江市的治安状况一直不尽人意。2009年，在湖南省公众安全感及公安队伍建设调查中，冷水江市排在第88名。当年7月，冷水江市主要领导亲自部署，开展声势浩大的“打黑除恶”专项活动。”
而刘虹遇害刚好发生在这段时期。
三、大肚男和烟头
案发第二天上午，有女性居民提供了前一天晚上留意到的奇怪线索。
雁雁（化名）是碱厂职工，也是11栋楼的居民。她和另两个三四十岁的女性居民每晚都会一起去子弟学校跳舞。她们一般是从8点跳到10点回家。
但8月25日因为刮风打雷，她们在9：15左右就提前结束往家赶。在9：20多，她们经过11栋斜对面的工会门口时，曾看到一个男子背对她们，站在路边的阴暗处抽烟。
（没药花园制作）
在她们三人的描述中，这个男子约三十多岁，身高1.7米多，体型微胖，穿着白色T恤，米色裤子，疑似戴眼镜，感觉“文质彬彬”。她们都提到，此人挺着大肚腩。当时刮着大风，但他右手夹烟，左手抱着右手手肘，站在那里悠闲的抽着烟，望着前方。
听到三个女子的讲话声，男子回头朝她们看了一眼。她们开始以为这是熟人，但定睛一看，都确定自己不认识。她们还轻声讨论了下，这个人应该不是碱厂的人，以前从没见过。（该男子后续会称之为A。）
雁雁和其中一个朋友告别，和另一个朋友一同从11栋的一单元往二单元（她家）门口走，走到两个单元门中间时，一个烟头突然从上方掉下来，差点砸中她。那个烟头还燃着，比较长，像是只抽了几口。她抬头看，却没看到什么人。按照当时风向，烟头应该是从二单元那里飘过来的。
（11栋楼下，图源：每日人物）
三名女士说的时间都差不多，而且她们每天都去那里跳舞，很规律，所以时间应当比较准确。在回到11栋的整个过程中，她们没有遇到其他人，或听到有人喊叫。
住刘虹家对门的那户人家，当晚招待许多亲戚朋友在家吃饭，从7点多一直吃到9点多。他们都没听到什么动静。
其中一个屋主是送水工，他在6：30给刘虹家送过水，而9：10-9：30之间，他还出去给其他两户人家送过水，当时已经开始刮风打雷，但他在楼道里没听见声音，也没撞见什么人。
四、爆炸头袭胸者
2009年8月27日（案发第三天），住在11栋2楼某户的丽丽（化名）又反映一个重要情况。丽丽，碱厂子弟，19岁，是湖南某高校广播专业的大一新生，暑假回到父母家。她说24号，也就是案发前一天的傍晚9：20，她从外面跳舞回来，刚进入单元门，突然看到一个陌生男子从楼梯上跑下来。
当时天色很黑，该男子看见她后突然停下脚步，伸手摸了下她的胸部。她骂了句“神经病”。男子发出笑声，立刻逃走了。她走到一二楼的楼梯间，从窗口往外看，此人已不见踪影。在她印象中，此人“二十岁左右”，身高在“1.6-1.65米”之间，“体型偏胖”，“爆炸发型”，穿“白色圆领T恤”和“七分裤”。她确定此人不是11栋居民。（后续我会称之为B）
五、11栋天台两个陌生人
而刘小宇回忆起一件事。“7月底或8月初”的一天，他8点回家，没有带钥匙，就到天台上找散步的妈妈拿钥匙。他说当时看到妈妈在独自散步，而远处栏杆附近站着两个年轻人在抽烟。他找***妈拿了钥匙就回家了，过了半小时妈妈也回家了。他说他可以肯定自己“不认识”这两个年轻人，他们“是陌生人”。（我称为C和D）
六、14栋天台两个陌生人
很快，另一对夫妇的证词中也出现了两个年轻人（E和F）。
张斌（化名），三十多岁，是碱厂的职员，和二十八岁的妻子黄颖（化名）住在生活一区14栋6楼某户。
14栋和案发地11栋之间只隔了一条马路，斜着相对。
（没药花园制作）
8月25日那天傍晚，夫妻俩吃过饭后，一同下楼去玩。刚出门，就遇见两个学生模样的男孩有说有笑，从五楼往六楼走。张斌开始以为他们是去自家对门的老师家补习功课的，但发现其中一个男孩怎么还在抽烟。
因为家里曾失窃过5000元，所以张斌格外留意楼里出现陌生年轻人。他确定，这两个男孩都不是住在他们楼的。当他和他们擦肩而过时，尽管楼道里很黑，他还是认出，其中一个男孩“感觉上像是”车间同事刘肃洞的儿子，他以前在路上见过几次。
他知道刘肃洞家住在生活二区，心里奇怪他怎么跑这儿来了。他回头留意了下，发现两个男孩没有停留六楼，而是直接上了天台。
对于这次相遇的时间，他认为是在7：30-7：40之间。他和妻子一直玩到9：10左右，开始打雷刮风时才回家。对于两个男孩，他说他们身材相仿，都是1.6米左右，偏瘦。他的说法也得到了他妻子的认同。
当晚11点多，妻子早早睡下了，张斌发现楼下突然来了许多车。他跑下楼去，才听说对面楼的刘虹老师被人打伤了。
第二天，他和妻子讨论此事。
黄颖提出：“我们昨天不是见到两个人上天台去吗？会不会就是他们杀了刘虹老师？”
张斌当时的反应是：“不会吧？这两个男孩年纪不大，看起来只是学生，怎么会杀刘虹老师？”
但夫妻俩还是决定把这个消息提供给警方，他们主动打了举报电话。
因为这个举报电话，警方把视线转向了碱厂职工刘肃洞的儿子刘浒，以及经常和刘浒在一起闲逛的同学谢伟。
两个少年
刘浒和谢伟都是碱厂子弟，同在92年9月出生，当时未满17周岁，都在冷水江市第六中学读高中。他们读小学时，都曾当过刘虹老师的学生。他们的关系很好，经常在一起玩耍。
据谢伟父亲回忆，谢伟2009年时身高1.74米，体重110多斤。据刘浒母亲回忆，刘浒一直是个小个子，2009年时身高不到1.4米，很瘦，现在在狱中也不到1.6米。【注：多方打听，见过的人都说他身材十分矮小，未核实到1.3米多的数字是否正确】。
（谢伟学生证，图源：网络）
谢伟的父亲是个电工（非碱厂职工），而刘浒的父亲是碱厂车间工人，两个母亲都没有工作。这两家人可以说属于这片社区的下游阶层。
那年的暑假因为补课等原因，留给学生的假期只有10天左右。这两个好友喜欢在晚饭后，结伴到生活一区的门球场附近抽烟、聊天。而门球场就靠近11栋和14栋的位置。
（没药花园制作）
谢伟父亲回忆，27号即案发两天后的晚上，10点左右，他和妻子带着两岁小儿子早早睡了，而谢伟因为过几天要开学还没做完作业，正在赶暑期作业。
父母睡得迷迷糊糊，听到客厅传来说话声，便喊话问谢伟是不是在看电视。谢伟回答，是公安局的人来找他，要他去公安局配合调查。
谢伟父母马上穿好衣服、打开房门，看到几名警察正从他们家走出去，而谢伟跟在最后面，下身穿短裤，上身打赤膊，手上拿了一件白色T恤，边走边对父母说：“爸妈，没事，只去公安局配合他们调查一下，马上就会回来。”
谢伟父母当时看了一眼墙上的钟，是11点10分。谢伟母亲跟到楼下去，拉着车门，也想一起上车。一个警察推开她的手，阻止了她。
谢伟被带走后，谢伟父母十分担心，不知道他会被带去哪儿，何时能回来。等到凌晨一点多时，刘浒的父母突然联系他们，问谢伟在不在家。他们这才知道，刘浒也在差不多时间被警方从家里带走。
凌晨两点多，谢伟母亲终于打通了谢伟电话，问：“儿子，你在哪里？”谢伟回答：“妈妈，我又没做什么事，他们总是在问——”
谢伟刚说了一句话，听筒里传来一个民警的声音：“没事的，你不用担心，调查完了就会回来的。”说完谢伟手机关了，再也联系不上。
夫妻两人坐在外面阳台，一直等到天亮，但刘浒和谢伟自那夜以后，十三年来，再也没有回家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刘浒和谢伟以及他们父母都声称，两个少年是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，在27日晚上11点多被带走的。而当地警方一直声称的是，他们在2009年8月29日晚上11点多，才抓获了这两个年轻人，而他们被带回后很快招供了。
两天两夜的时间，就这样消失在抓捕时间的罗生门里。
警方抓获谢伟后，从他身上找到一部直板手机，在内存卡中发现有六部淫秽小视频。这是26日案发第二天刘浒给谢伟的内存卡。
其次，刘浒和谢伟在案发后的26和27号，没有像前几天一样结伴出门玩耍，或许也让警方觉得他们很反常。
在警方的记录中，他们29号晚上被带走，先撒谎做了两次自己在案发当日没出门的供述，随后在30号就认罪了。
而刘浒和谢伟分别在自己的申诉书中，详细描述了27日晚上被带走后，如何遭到刑讯殴打和诱供，最后屈打成招。但是，法院判决书没有认定存在刑讯。
2009年8月30日下午，也就是案发五天后，警方押刘浒和谢伟回到生活一区，指认现场。
没想到，警方联系的见证人就是刘融，即受害人丈夫。虽然当时还在调查，但刘融想必已经先入为主，认定凶手就是这两个少年，也可想而知他心头的愤怒。那天，他早早地带了一些人等在那里。等看到头戴黑袋和手铐脚铐的嫌疑人后，他们便一窝蜂冲上去拳打脚踢。
在谢伟家附近开诊所的肖医生曾回忆，8月30日，曾见谢伟被警方押着回来到博爱医院旁边的猪圈指认捡到木棒（凶器）的地方，肖医生看到谢伟赤着脚，面色苍白。围观人群中有人问他怎么搞出这个事？肖医生听到谢伟轻轻说了句：“不是我搞的。”
最后，当地警方在养猪场外墙处捡了一根粗糙的木棒，指认其为他们丢弃的作案工具。
在一审中，公诉人承认该木棒只是“类似物”，并不是实际作案的那一根。这意味尽管两个凶手“认罪”了，但凶器到底是什么、在哪儿，依然没有得到解答。但在二审时，公诉人又将该木棒列为物证提交。
如若木棍真的是凶器，木棍上极可能有凶手的指纹以及受害人的血迹、DNA等，但奇怪的是，这么重要的证据从未送去检验鉴定。
2010年8月，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，刘浒和谢伟“强奸罪”成立（驳回了检察院提出的故意杀人罪）。两人案发时未满18周岁，均被判无期徒刑。
根据判决书的内容，2009年8月25日晚7点多钟，被告刘浒、谢伟在生活一区门球场观看手机上的淫秽录像后，产生了性冲动。刘浒提出要找个妹子发泄，谢伟同意，并提议去强奸刘虹，因为刘虹经常一个人在楼顶散步，方便动手。于是他们先到11栋斜对面的14栋顶楼察看，确认刘虹一人在散步后，二人商量先将其用木棒打晕再实施强奸。二人来到11栋，刘浒在花坛附近捡了一根木棒用衣服包好藏于身后，与谢伟一起上楼。刘浒、谢伟用木棒及拳头将刘虹打晕后，将刘虹抬到楼顶南面水塔墙角处，先后对刘虹实施了强奸，在强奸过程中，二人为防止刘虹醒来又对其实施了殴打等行为。强奸完后，谢伟持木棒打了刘虹头部二棒，刘浒踩踢了刘虹腿腹部几脚，然后逃离现场。
该审判主要是基于两个被告自己的口供，以及证人看到他们在案发当晚在14栋出现的证词。或许因为没有直接证据，如毛发、指纹、DNA、串谋的短信记录、作案目击者（没有人看见他们出现在11楼），所以判决书罕见地对殴打、强奸过程进行了极为细致的陈述。
一审判决后，二人提出上诉。2010年12月8日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另外这个案子特殊的地方是，谢伟的父亲谢国东因被指控包庇儿子，被判处有期三年、缓刑三年。刘浒的母亲许小红被判四年有期徒刑，因为她不愿意在狱中写悔过书，一天都未获得减刑。
目前，许小红已服完刑出狱，而谢伟和刘浒则因为一直在狱中不认罪，同样没有获得任何减刑。据媒体报道，娄底监狱和娄底检察院几次劝导其悔罪减刑，他们都没有同意。
根据其代理律师所言，“两人清晰知道，被判无期徒刑却坚持不减刑的后果是永远无法出狱，但两被告人均坚持申诉，坚信会有沉冤得雪的一天。”
DNA比对成功
谢国东一直在为儿子的申诉奔波，在2015年，他无意中在材料里发现一份2009年的《湖南省公安厅法医物证鉴定书》。
该鉴定书提到，死者文胸上的血迹中含有一个未知男性的DNA，而这个DNA已排除谢伟、刘浒和刘虹的丈夫刘融。
不知为何，这份有利于刘浒和谢伟的鉴定书在一审、二审时从未放在法庭的证据清单里。
而另一份《“刘虹被杀案”一案的法医物证鉴定结论情况说明》早已对这个DNA做出了解释：因抢救现场人较多，可能污染了乳罩血迹，才会留下“另一男子的DNA”。
那么这个未知男性会是谁呢？真的是现场抢救人员或者勘察现场的民警吗？
三年后，另一份鉴定报告明确给出了否定的答案。
2018年5月，在律师团队的要求下，湖南省公安厅将该DNA输入数据库进行比对。三个月后，结果出来了，它竟和一个刑满释放人员比对上了。
2019年3月，这个叫张琦的29岁男子从广州被抓捕归案。他家就在冷水江市沙塘湾，大概属于廖科说的，沙塘湾的“鬼仔”。在2011年和2014年，他曾在其他省，因盗窃和抢劫两次入狱。
2020年1月，湖南省高院公开表示正对“刘浒、谢伟强奸案”进行申诉复查。
根据《南方周末》的报道，“实际上，湖南省高院内部对此案也存在不同意见。从2010年12月至2017年3月，湖南省高院就本案作出了二审审理报告、复查审理报告、合议庭复查评议报告和申诉初查报告。上述报告多倾向于认为客观证据缺失，先后建议过重审、再审。但都不了了之。”
DNA比对成功并没有为这个案子带来转机。2020年，一个冷水江公安局领导在接受《南方周末》采访时称，奸杀女教师刘虹的就是谢伟和刘浒。张琦只是在谢伟、刘浒作案后才到案发现场，涉嫌罪名是侮辱尸体罪。
但是，如前文所述，当刘虹被家属发现时，她尚未去世，并不是“尸体”。
据《封面新闻》报道，张琦目前被指控的罪名已变更为“强制猥亵罪和侮辱罪”。该案原定于2022年7月29日开庭，但目前已取消。
在《红星新闻》的采访中，本案代理律师叶竹盛说道：“如果见到一个女人身上流血、频临死亡，正常人是否还有勇气去实施性侵行为？落网者是否仅仅是猥亵或侮辱尸体？”他认为，从目前证据来看，如果张琦不是真凶，那更没有理由怀疑那两个学生是真凶，因为死者身上连他们的DNA都没有。
而张琦的母亲同样叫冤。她认为自己当年19岁的儿子不会去猥亵奄奄一息的40岁妇女。她认为，受害者身上之所以有儿子的DNA，是因为儿子“看到她那样了，所以过去帮忙扶起来”。
那么，真相可能是什么？2009年8月25号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冷水江两少年奸杀女教师入狱，十年后DNA匹配第三人
在前面一篇失约的暴风雨|冷水江两少年天台杀师疑云 中写了案件的大概经过。
当时限于篇幅，很多细节没有写，譬如2009年8月25日，两个少年自称到底在做什么，有没有不在场证明？DNA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可以判断是如何留下的吗？
8月25日当晚活动
根据多家媒体报道，判决书上并没有对刘浒和谢伟定罪的直接证据。
一、虽然他们曾招供在现场对受害人又是殴打又是长时间强奸和猥亵，而且在报案后警方也及时勘察现场，但现场和尸体上并未发现他们的指纹、足迹、毛发、精液、DNA等证据。
二、除了有两个学生在25日或附近某天傍晚看到他俩在街上走着，以及一对夫妇看到他们前往14栋楼顶，并没有其他证人证词指向他们，也没有人看见他们案发当天在11栋出现过。
可以说本案的证人证词比张志超案更薄弱，张志超案至少还有隔壁班班长王胖明（化名）声称看到张志超和王广超站在案发现场（卫生间）门口。
本案的定罪证据主要来自谢伟和刘浒自己的认罪口供。
或许因为没有直接证据，所以判决书少见地极为详细陈述了性侵和杀害的全过程，把他们谁打了一拳，谁摸了一下都写得很清楚。
但判决书在时间线上却极为简略。
除了写道：“2009年8月25日晚7点多钟，被告人刘浒和谢伟在一生活区门球场观看手机上的淫秽录像后，产生性冲动”外，其他时间都没提。
刘浒和谢伟最终形成的有罪供诉中，有相对详细的时间线。
那么，我们来看看（一）他们自述的当晚活动，以及（二）有罪供述中的活动，看看哪个版本更接近真相。
（一）自述不在场证明
刘浒和谢伟在2010年分别在狱中手写了一个《事实经过》，试图回忆25号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由于两人的这份阐述基本对得上，我把两者放一起总结一下。
2009年8月25日下午，谢伟一直在舅舅盖新房的工地上帮忙搬砖，傍晚7点多结束，和妈妈余利云、两岁的弟弟一起坐三轮车回家。
而刘浒则称一直在家玩电脑到7：30左右，他父亲那天不上班，也在家。
那天他母亲许小红做完菜吃完，就出门跳舞了。
刘浒下网后，嫌母亲做的菜不好吃，自己又炒了个鸡蛋。
在吃了饭后快8点15分，他从家出发去找谢伟。
谢伟那边称，8点左右，打工的父亲回到家，一家四口吃饭。
由于在吃饭时见父母不断咳嗽，谢伟强烈要求他们去医院治疗。
吃饭期间，隔壁邻居家的张丽霞（谢伟叫她姐姐）在他家串了下门，拉了几句家常后离开。
饭后，谢父谢国东离开家去附近肖医生诊所看病，谢母余利云则在厨房洗碗收拾。
谢伟带着弟弟在客厅看电视。
大约8点10-20，余利云处理完家务，带着二儿子出门看病，而此时，刘浒在谢伟家楼下喊谢伟名字，住二楼的谢伟锁门下楼。
也就是母子前后脚出门。
两个少年经过肖医生诊所时，看见谢伟父母带着弟弟在里面，站在门口打了个招呼，便继续沿着马路走到生活一区电影院旁边的门球场。
他们坐在石板上抽烟、聊了下游戏和新学期之事，突然谢伟肚子疼，在不知道哪有厕所的情况下，他们想起14栋楼顶上有一条水渠可以方便。
平日里因为怕熟人看见他们抽烟，他们有时会上11栋和14栋天台抽烟，也在那解过手。
两人上了那栋楼，在楼梯上遇到一对不认识的夫妇出门。
【照他们的说法，上14栋顶楼在8：30左右，与张斌黄颖夫妇说的7：30-7：40时间相差大约一小时。
】
谢伟蹲在水塔角落的水渠上解手，而刘浒则用前一天新买的手机放音乐，陪他聊天。
【不知道厕纸的问题怎么解决，或许不讲究吧。
】过会他们发现变天了，觉得不安全，就沿着原路下楼回家。
在回家途中，接到了谢伟父亲的电话（8：42有通讯记录确认），说弟弟在诊所内哭闹不止，影响父母打吊针，让他速去把弟弟接走。
谢与刘赶住肖医生诊所，刘浒记得进门时看了钟，是8：50左右。
两人把弟弟带到谢伟家楼下，刘浒也和谢伟分了手。
（自述版本中的活动线路，没药花园制作）
刘浒自称将近9点到家。
***妈在看电视，一个寻亲节目，他父亲则在玩电脑。
他说了句回来了，便走到卫生间洗洗睡了。
睡了不多久，他被一个巨雷惊醒。
而谢伟带弟弟回家后，由于弟弟一直又哭又吵没办法，只好把他送回诊所。
谢父提议他去隔壁超市买点东西给弟弟吃，他带着弟弟走到旁边的“家福源”超市买了一瓶“营养快线”。
然后他带弟弟回到家中一起看电视，弟弟抱着瓶子喝饮料。
9点10分左右，他听到天空不断响着雷鸣，怕把电视机打坏，于是关掉视机，坐在走廊上给同学发短信，后来又把张丽霞等邻居叫出来一起在走廊上看壮观的闪电、聊天。
9点20左右，谢父挂完水回到家。
此时外面还是狂风大作，谢伟担心待会下雨会淋到母亲，又出门去诊所给母亲送伞，并等母亲打完吊针后一同回家。
在以上他们自述的事实经过中，他们25号外出时间是从8：20左右离开谢伟家至8：50左右回到肖医生诊所，最长也不过30分钟。
他们的时间线与张斌、黄颖证词（7：30-7：40）在时间上矛盾，但他们的这个时间线得到了其他一些证词的印证。
叶竹盛律师团队曾在2018年找到当年的证人们，向他们求证。
1、在叶竹盛律师团队寻访笔录中，谢伟舅舅证明，当年他家建房子，谢伟在2009年8月25、27号都从早上开始就在工地上帮忙搬砖，谢伟在傍晚7点多，和***妈、弟弟一起坐三轮车回家。
（26号上午，谢伟去冷水江市找罗姓女同学玩，中午回，有罗姓同学确认。
）
2、谢国东的五个工友在2012年手写证明，2009年8月24日到8月29日他们六个人一同在大唐电厂做临时工搭模（上篇我写错了，他不是电工，只是四处打零工），每天下午从上午8点做到7：30一同下班，他们走到大门大约要15分钟，而谢国东骑摩托车到家需约15-20分钟。
如果属实，他到家至少8点了。
3、叶竹盛律师团队寻访笔录中，一个王姓女邻居作证她在2009年8月25日7点半到8点之间出门，去生活二区跳舞。
经过谢伟家楼下时，看到谢伟和***妈一起在赶鸡（他们住二楼，把鸡养在一楼），与他们打了招呼。
4、邻居张丽霞在2009年8月底被警方询问，曾作证25日晚看见一家人在一张桌子吃饭，并估计了一个大约时间，但不知为何，她这份证词笔录缺失。
当2011年她再被询问时，她再次证实看到一家四口吃饭，但表示不记得具体时间。
结合谢国东的下班时间，她应该在8点左右见到一家四口在吃饭，这否定了刘浒和谢伟7：40出现在14栋正准备作案。
5、叶竹盛律师团队寻访笔录中，住在谢伟家一楼的送煤工徐某某作证，2009年8月25日他送完煤回家（每天8点多回家），在8：20左右看到刘浒来找谢伟，在楼下喊了三声。
6、肖医生和妻子在谢伟家附近开了个诊所，经营许多年，他们认识刘浒、谢伟以及双方父母。
案发两三天后，警方曾对他们做了笔录，并复印了处方。
肖妻一直留在诊所，她在2009年8月29日作证说谢伟去了三次诊所，第一次是8：50左右，刘浒和谢伟带走了弟弟。
带弟弟玩了10分钟后，谢伟一个人又把弟弟送了回来。
9：10他给母亲送伞。
2018年，肖医生作证，2009年8月25日那天晚上，谢伟父母带了弟弟到诊所做皮试和挂水。
他在8点多见到谢伟和刘浒一次，他们就站在门口（应该是开始经过打招呼那次）。
后来因为生产区食堂有人打架，他跑出去看热闹，没再见到谢伟、刘浒。
结合两者证词看，肖妻应当是对警方漏说了或没看见，开始刘浒、谢伟站在诊所门口和父母打招呼那次。
她说的8：50那次其实是刘浒和谢伟接到父亲电话（8：42）后，回来接弟弟那次，也就是第二次。
2018年肖妻作证，谢国东是8点多先到诊所做皮试（皮试大概要15分钟），8：20左右余利云也来了，8：25左右开始做皮试，那时候刘浒和谢伟第一次来，站在诊所门口打招呼。
8：50，是谢伟和刘浒第二次来，他们带走弟弟，后来又回来拿钱，并去隔壁超市买了营养快线。
9：10，谢伟第三次来诊所，给***妈送伞。
她目前的证词和谢伟的证词印证，是大体一致的。
同时，当她被律师问到，当晚是否看到谢伟和刘浒两人神情异样，身上有血迹或者衣服撕扯，她表示“看着都正常，没有不妥。
”
以上是支持他们不在场的证人证言。
我想肯定会有人质疑两点：
一、一部分证词是2018年叶律师团队代理后重新去找他们回忆做笔录的，2018年毕竟距离2009年比较远了，记忆会不会出错？
我个人觉得，这些证人都不可能是2018年第一次回忆，自从案发后，他们肯定被问过许多次，所以这个记忆是不断巩固的，不是2018年新挖掘出来的。
二、有人或许会质疑这些证人的可信度，像舅舅这样的身份，会不会顺个人情才这么说。
确实要保持警惕。
（当然，这不是说熟人的证词一定是假的。
）
我个人认为，有三份证词比较可信：
一、那五个工友都手写了证明，互相印证，而且是早在2012年就写了。
如若属实，他们至少能证明，谢国东在案发当日是在至少8点左右才到家。
二、邻居张丽霞的证词比较可信，因为她在案发后没几天就被警方询问，当时就作证看见一家四口同在桌上吃饭。
谢伟家属怀疑，因为她的证词和警方的时间线（谢伟一人先吃饭后跑出去作案）冲突，所以被警方隐匿了，此猜测未获证实。
如若她的证词属实，加上工友的证词，能证明谢伟8点以后在家和家人吃饭。
三、医生夫妇的证词较为可信。
虽然肖妻对于细节和时间和现在说法有出入，但她当年作证谢伟去了三次诊所（有次和刘浒一起），还曾带弟弟出去玩了又回来买饮料，刘和谢两人看起来也没可疑迹象。
综上，他们自述当晚8：20-8：50左右在外面玩耍。
如果这个时间属实，他们是没有作案时间的。
从诊所前往门球场大约四五百米，往返至少需要10分钟吧，这意味着他们只有20分钟左右在门球场及14栋附近活动。
如果考虑到谢伟8：42还接了谢国东叫他们回来带弟弟的电话（作案过程中不太可能聊电话），他们的活动时间更短，只有12分钟左右。
在这么短时间内，要一同观看十几分钟淫秽录像、商量作案、上上下下爬14栋和11栋天台、强奸杀人、丢弃凶器，是几乎不可能的。
（二）认罪口供中的时间线
下面总结的是他们有罪供述的时间线，因为他们每个人被审问了许多次，每次说的都不太一样，所以这里取最后几次一个大概的供述。
谢伟在晚上7点左右发消息给刘浒，让他带上淫秽视频出来玩。
随后他独自吃了晚饭，从家走到生活一区的电影院门口等待，刘浒在五六分钟之后赶来，两人一起步行去了门球场。
接着，两人在门球场一起看了十几分钟的A片（内存卡后来在谢伟那里找到）。
两人聊到想找个妹子发泄性欲，谢伟提议去找他们前两天在11栋天台遇到的刘老师，刘浒同意。
为了打探刘老师是否在散步，他们先去了14栋的天台（按照前面的时间相加，此时大约7：30左右），并在楼道里遇到了一对陌生夫妇【张斌和黄颖】。
他们在14栋天台上抽烟、听音乐，并向11栋天台张望，看到刘虹在那独自散步，于是商量要去找根木棍，将她打晕并实施强奸。
他们在下楼时遇到了“袁世凯”和“胖子”经过（7：40左右），和他们打了个招呼。
他们在11栋楼下到处找木棍，刘浒在花坛里找到了一根60公分长，小臂粗的木棍。
刘浒把木棍插在后腰，用衣服盖住。
7：50左右两人上楼，并在楼梯上一路上商量如何打晕刘老师。
（另一人说是在顶楼商量的，两人对于从哪个单元门上楼也不一样。
）
他们上了天台后，先在两个水塔之间躲了一会，随后趁着刘老师背对他们走过去时，谢伟从背后用棍子打了她头部一棒，刘浒则用拳头打在她的右眼上，谢伟又用脚把刘虹踹倒在地，随后他们多次打击刘虹头部和背部，将其打晕。
他们把她抬到天台角落处，扯掉胸罩，撕掉裙子，两人对其进行轮奸【细节省略】。
中间刘虹曾醒来几次，都被他们用拳头和棍子打晕，并一直用肘部按住她的嘴巴。
由于太过紧张，虽然分别插入十几分钟（后改为几分钟），但都没射精。
刘浒还用手指插入阴道进行猥亵，两人都抚摸了胸部。
谢伟在强奸后，曾用刘虹的胸罩擦拭自己肚脐周围沾的血，并丢在一旁。
后来他们发现好像有人要来了，便准备离开，临走时又对她脖子打了两棒，并对她的肚子踩了两脚，然后逃离现场。
他们把木棒扔到了猪舍（谢伟起先交代扔在了煤球场）。
在逃跑的时候，谢伟接到了其父亲谢国东的电话（8：42），让他帮忙带走一直在诊所哭闹的弟弟。
于是谢伟和刘浒来到肖医生诊所门口，两人分手。
（认罪口供中的活动线路，没药花园制作）
以上是两人在27日被带入警局，经过细节多次修改，最终在30号形成的认罪版本。
最后判决书是采纳了这个版本。
****除了认罪强奸殴打刘虹老师外，刘浒还在供认中提到，他们曾在8月23号（案发前2天）上过11栋的天台，遇见了刘老师，而后看见她儿子刘小宇来找她拿钥匙。
这口供指向，刘小宇说的那两个年轻人C和D是刘浒和谢伟。
不过，刘浒说的是8月23日，而小宇在8月26日回忆的时间是7月底、8月初的一天，正常人的记忆规律不太可能把三天前的事记错成一个月前。
而且刘浒和谢伟是认识刘小宇的，他们甚至不记得刘老师名字，只知道她是“刘小宇的妈妈”，但刘小宇则肯定地说，自己不认识当时在天台的两个年轻人。
14栋和11栋是碱厂居民楼中唯二能上天台的，上去玩耍的少年不止刘浒和谢伟，某个上过天台的少年范某某曾告诉警方，高中生“袁世凯”也会上11栋天台，但“袁世凯”否认。
***刘浒还承认自己曾在24号去过11栋偷女性内衣，独自下楼时遇见丽丽，摸了她的胸部后逃走，也就是说，B男子也是刘浒。
但是，丽丽当时说的男子身材偏胖，二十岁左右，1.6-1.65身高，爆炸发型，并不符合刘浒。
之前可疑的线索（除了30多岁大肚男子A）似乎都有了完美的解释，全都指向了刘浒和谢伟。
但不明白为何，警方从未让刘小宇和丽丽当面辨认，以确认他们见到的人是否是刘浒。
【如果辨认成功了，没有理由不放在证据里。
】
以上是两个版本的叙述。
可以看到，他们自述当晚8：20-8：50左右在外面玩耍，而在认罪口供中，整个作案过程是发生在7：00多至8：40之间。
那么有其他证据可以支撑认罪版本吗？
他们提到在那天从14栋下来去11栋的路上，遇见了袁世凯和胖子。
袁世凯、胖子等人也是高中生，比刘浒、谢伟小一届，也经常在饭后结伴在生活一区闲逛。
2009年8月25日那天，他们六人从7点多开始在博爱医院旁的石桌上打牌，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。
因为风越来越大，把他们的蜡烛吹灭，扑克牌吹跑，他们不得不收摊。
收摊后，袁世凯和胖子以及另一人继续前往篮球场，接着他们在那仨吹风聊天到10点左右才回家。
9月初，警方第二次找袁世凯时，他表示，25号晚当他们三人前往篮球场路上，曾遇见刘浒和谢伟。
他虽然没说具体时间，但他们去篮球场是在刮风打雷（9点）以后。
这与刘浒和谢伟“招供”的7点多（刮风打雷前）前往作案地点，严重矛盾。
而胖子不能确定是在哪天晚上的7点多，他们三人从门球场往碱旺宫走，看到谢伟刘浒从博大医院往门球场走，两人迎面相遇，谢伟还和他互相开玩笑打了一下对方身体。
这与刘浒和谢伟“招供”从14栋前往11栋，不在同一线路上，不可能遇到。
（蓝色是胖子说自己走的路线，红色是他看见某天刘、谢走的路线，黄色是认罪口供中刘、谢声称撞见胖子时走的路线）
而且当时谢伟正在去强奸老师的途中，以常理推测，应当很忌讳遇见认识自己的人，怎么会如此轻松地和熟人打招呼？
在刘浒和谢伟自述的《事实经过》版本中提到25号见到了张斌、黄颖，但没提到见到这三人。
以我之见，他们可能在其他日子遇见过刘浒、谢伟，并不是8月25日。
可尽管他们的证词含糊又矛盾，却依然被当成了重要证据，或许因为证据实在太少了。
（话说回来，即便他们三在25号当天真的在街上见到刘浒谢伟，其实也不能指向两人作案。
）这么一来，刘浒和谢伟在认罪口供中的内容其实只有张斌和黄颖的证词支持。
刘浒和谢伟承认那天上过十四楼天台，只不过是8点半以后去解手。
那么，这两人出现在14栋，和11栋的案发现场有关联吗？
为了把14栋和11栋联系起来，一审判决书上说他们去14楼天台是为了察看刘虹，在确认刘虹在11栋独自散步后，跑去对面楼强奸。
两栋楼斜着一头相对，据悉相距五六十米。
我特意查了下冷水江市2009年8月25日的天黑时间，日落为19：02，天黑为19：26。
也就是说，按照认罪口供，他们上楼时几乎已经天黑。
据当地人说，8月实际8点多全黑。
（冷水江市日落时间表）
那么，在天色很暗的情况下，他们能否隔着五六十米，看清楚对面楼顶上有人在散步，以及那个人是谁？
最重要的是，根据刘小宇自己的证词，他的母亲是在他和表妹闲逛完回家后，8点左右才上天台。
那么7：40左右上14栋的刘浒、谢伟根本不可能看见当时还在家忙家务的刘虹。
可以说，认罪供述中的时间线存在难以解释的漏洞。
对有罪供述的看法
最后我想谈下，我对整个认罪供述的一些看法：
这个认罪口供中的许多细节不太符合犯罪心理和犯罪现场，更像是一个从A片获取经验加以想象的H文。
我举个例子详细说。
在天台这种公共场所，正常罪犯不可能优哉游哉在上面多耗时间，而是会迅速作案并逃离。
作案现场证据也表明，凶手是在时间仓促的情况下作案的。
但两个少年的认罪供述却显得对时间缺少概念，整个氛围过于轻松从容。
譬如刘浒一开始交代，他插入死者阴道十几分钟，再换谢伟强奸，后来又用手指抠了五六分钟，几乎没提到死者有什么挣扎、反抗。
上一篇我提到，死者的内裤是套在右腿中部的。
刘浒在认罪口供中说，他当时把死者的内裤完全脱下，是因为看过A片里的情节，觉得套一条腿更性感，又给死者穿回一条裤管。
审问人员可能觉得，ok，裤管解释好了，这一条可以pass了。
但结合犯罪现场看，这几乎不可能。
为什么呢？
一、内裤被人撕烂，撕痕明显，好几个最早到现场的证人都注意到了。
要把内裤撕成这样，必然是要用很大力气，可刘浒、谢伟事无巨细的交代了强奸细节，却从未说过撕扯内裤。
二、大家想想凶手为什么费大力气撕裂内裤？很可能是因为脱不掉，一着急就撕了。
包括连衣裙，也是没能脱掉，才从领口撕开下扯，套在肚子上。
这么难脱又这么着急，凶手又怎么会多此一举把脱下来的内裤套回去呢？
三、我注意到最早到达现场的两个证人说，死者被发现时一只脚上是穿了鞋的。
现场有一只脱落的鞋是左鞋，那说明是死者刚好右脚的鞋子没脱。
那凶手更不可能帮她把内裤右脚管穿回去了，那得多麻烦。
符合现场的情况是：凶手当时急于想脱内裤，但因为受害人极力挣扎及自身紧张等原因，他脱不掉，只能大力撕扯，弄出了左腿，但右脚管可能因为右脚的鞋子卡住等原因一时难以脱掉，他由内裤挂在一条腿上，继续性侵行为。
强奸犯当时必然色欲烧身、急不可待，在居民楼天台这种随时可能有人上来的公共场合，也必然是高度紧张、时间紧迫，整个作案过程会非常仓促、凌乱。
刘浒如果真的是罪犯，或者对这种犯罪心理有所了解，就不可能给出这么离谱的认罪口供：因为想要追求情调，所以把一只裤管穿回去了。
（这更像是他从淫秽录像里看来的。
）当时天色乌漆嘛黑，人脸都未必看得清楚，费劲把一条裤腿穿回去又能获得什么视觉刺激呢？
类似例子还有一些。
当他们讨论去找个木棍把老师打晕时，刚好这么巧，在11栋楼下的花坛里找到一根木棍。
而他们都声称，刘浒把这根60公分长、手臂粗的木棍插在裤子后腰上，爬六层楼梯。
不知道身高仅1.5米的刘浒（身高具体数字不清楚，***说他1.3米多，我从照片目测1.5米）带着这么长的木棍爬楼梯是什么感受？
其次，整个口供（先撇开不说强奸殴打的部分），认罪的谋划作案和逃跑过程并不符合犯罪心理。
任何罪犯，哪怕是作案多次的老手，对猎物出击时自身也会肾上腺素飙升，处于高度兴奋和紧张的状态。
但这两个未成年在校生初犯者，却表现得过于轻松了。
当张斌和黄颖看到他们时，他们没有鬼鬼祟祟、神色慌张，而是一路有说有笑，竟让张斌开始以为他们是去找家教的。
（这种状态究竟像去强奸，还是像去解手的呢？）
一般这种因为精虫上脑而初次实施强奸的，都是一个人作案，因为太恶劣了，你开不了口，找不到同谋。
但他俩却在谈笑之间一拍即合，似乎两人都没有道德和心理上的包袱。
如果真是如此恶劣的孩子，想必过去在学校和邻里间有许多顽劣的表现，但事实上居委会和学校都证明他们此前没有任何不良行为。
他们招供在强奸杀人后，拿着这么醒目的凶器，在当时（8点半）还很热闹的居民区逃跑，一直跑到猪舍才丢弃，可警方却没有找到一个目击证人。
警方认为，谢伟和刘浒8：50去诊所带走弟弟时，刚刚作案结束。
但从常理判断：一个没有任何性经验的未成年人，哪怕只是刚刚经历了自己的第一次性体验，心情都应当很难平静，更别说刚刚犯下强奸杀人这种激烈犯罪了。
他们身上不仅可能有血迹、衣服凌乱、撕扯，还可能情绪紧张、激动。
很难想象，两个人从犯罪现场直奔诊所，可以神情自若地哄弟弟玩，给妈妈送伞，而周围无人察觉异样。
而且他们分别在作案后当晚和第二天，很轻易地就把自己强奸杀人的事告诉了父母，从而导致父母教他们如何串供，欺骗警察。
这也是很不可思议。
一般未成年若真的在外面做了坏事，首先要瞒的人就是父母、长辈。
当时也没查到他们身上，他们完全可以选择不告诉父母。
最后，挑选的作案对象也不符合犯罪心理。
法院最后只判了强奸罪，认为他们并不是一开始追求受害人的死亡。
他们的认罪口供中，也说自己当时只想找个女性发泄性欲。
那么大家想想，如果你是他们在预谋作案，会挑选这样的受害人吗？
以我看过的例子，强奸犯按挑选对象分两类：一类是流窜到陌生街区去加害陌生人，这样逃跑后，受害人很难指认自己，在没有监控头的年代，警察也很难抓到他们；
另一类是找身边好控制的熟人，如年幼的亲戚、胆小的女同学等等，比较有把握吓住或哄住对方，让其不报警。
但他们却预谋在家门口作案，并挑选认识他们且必然会报案的严肃中年老师下手，这是很不符合常理的。
谢伟和刘浒并不傻，而且两个人还可以商量着共谋，更不太可能做出这种选择，除非他们一开始就决定了要把强奸上升为杀人灭口，但显然他们又并没有。
综上，分析他们的认罪供述，我认为无论从挑选作案对象，还是到预谋时的言谈举止，到案发后的表现，都不太符合青少年初次作案的犯罪心理。
短信和A片
刘浒和谢伟在多次有罪供述中均提到，当晚通过手机发短信的方式相约去门球场看淫秽视频，在获知刘虹死亡后，还通过手机沟通商量应对措施。
警方在抓获谢伟和刘浒时提取了两人手机，按理说后来对手机上的通话记录和短信记录进行核实，把它们作为印证两被告人有罪的有力证据，可是在一审二审的证据中却没有两人短信和通话记录和内容。
对此，叶竹盛律师说：“调取通讯记录是一般性的侦查手段，也是毫无难度和技术障碍的侦查手段，因此可以推定冷水江市公安局已经调取了两人的通讯记录。
如果两人供述属实，则两人的通讯记录时间和次数应该与两人的供述相吻合，冷水江市公安局没有理由不提交两人的通讯记录作为证据；但本案经过两审审理，冷水江市公安局从未提交两被告人的通讯记录，也未对此做出任何说明。
可以推定，两人的通讯记录与两人的供述无法吻合，甚至可能可以直接排除两人作案的可能性。
”
后来，直到2018年省高院复查这个案子时，警方才交出谢伟的短信记录和通话记录，事实证明他们2009年时确实已经掌握了记录，只是没有放进证据里。
在谢伟的手机上，当晚7:08拨打10086，7:37发送短信（按有罪供述，这时正上14栋查看时间），8:38发送短信（按有罪供述，这时正逃离案发现场），8:42接听谢国东电话，9:02至9:33又3次发送短信。
（谢伟家属查明，谢伟25号晚上20：38分和九点多发出去的短信，都是发给同一个罗姓女同学，相约第二天七夕出去玩。
26号上午他确实去冷水江市找了罗同学，中午回家。
哪个罪犯会在作案和逃跑时掏出手机发这样的短信？）
而奇怪的是，警方依然没有提供刘浒的短信、通话记录。
法院对此的记录是：“公安机关未提供刘浒手机卡通话详单，原因不明”。
而且警方也依然没有提供两人手机发短信的具体内容。
通讯公司那里只有记录，没有两人短信的内容，但他们手机上会有。
如果两人是无辜的，他们自然不会删手机短信，一读便知；如果他们是有罪的，或许会删除短信，但以2009年的技术水平，完全可以恢复删除的短信。
无论哪种情况，警方都可以查到他们到底发了什么短信，有没有相约看淫秽视频，第二天有没有讨论串供，以作为支持他们有罪供诉的证据。
这么好的证据，为什么没有查看并提交呢？
还有一点是，两人的认罪供述中说，他们正是因为在8月25日晚上7点多一起在门球场看了手机上的A片，才产生了作案动机；但他们在自述版本中说，那晚两人只是聊天，用手机放音乐，并没有看淫秽视频。
到底哪个真，哪个假，也可以鉴定两人手机中视频的存储和播放历史。
手机上有小视频证明不了什么，案发前一刻观看才可能构成动机。
但不知为何，对于可以证明犯罪动机的重要证据，警方却仅仅调取内存卡，列出里面六部影片的名字和画面，并没有鉴定这些影片的播放历史记录。
凶器是什么？
8月30日，刘浒和谢伟先后被带去猪舍，在墙外找到一根木棒。
这根木棒（树枝）表皮粗糙，还连带树皮，没有加工过。
刘浒和谢伟分别“承认”这就是凶器。
如果这个木棒就是真实的作案工具，且如供词所说，被多次用于大力殴打，造成受害人流血破损伤，按常理木棒上应该留有被害人的血迹或皮屑等生物痕迹。
如果拿去鉴定，也可以增加指控两人的证据。
但奇怪的是，警方从未将此作案工具送检。
警方最初的解释是，这个木棒“因受雨水冲刷，失去鉴定价值”，但据当地居民回忆，从案发的8月24日至提取木棒的8月30日期间，当地没有下过大雨。
当地气象局出过证明，那几天无雨或只有小雨。
而且警方也从未记录，木棒是在水坑中找到的。
叶竹盛律师介绍，根据庭审笔录记载，公诉人在一审的第一次庭审中承认，“木棒只是现场提取到类似物品，所以未在法庭出示和进行鉴定”(第一审刑事诉讼卷宗第134页)。
这么说，木棒没有鉴定不是因为雨水冲刷，而是因为它不是作案工作，没必要鉴定。
但在第二次庭审中，公诉人在没有任何合理解释的情况下，又改变说法，将这个木棒列为证据提交。
如果木棒就是凶器，具有高度的鉴定检验价值，即使受过雨水冲刷，依然可以对木棒进行微量DNA鉴定和痕迹鉴定。
如果执意不送，会不会这个木棒正如同公诉人在一审时承认的，并不是作案工具呢？那作案工具又会是什么，在哪儿？为什么刘浒和谢伟会指认这个就是木棒，又翻供？
受害人左额至左颧上方有6x10cm的类长方形表皮剥脱伤，来源不明。
鉴定书认为，这个伤痕是“被人按倒在类长方形的物体上按压所形成”，但根据两被告人的供述，并没有实施过将刘某按压在类长方形物体的行为，目在案发现场也没有找到类长方形物。
死者胸罩上的未知男性DNA鉴定结果意味着什么？张琦有没有可能只是案发后的触碰？
冷水江两少年奸杀教师案：证据显示强奸不曾发生
在这篇中，我会根据公开的证据，论证这个案子中的被害人并没有遭到强奸！刘浒和谢伟在2009年作出的有罪供述距离实情相差太远。
我为此查看了相关知识的书籍和网站，并在写完后将文章发给专业人士帮忙把关。可能有读者会质疑，你能看出来，当地司法队伍中的人难道看不出来吗？
我相信他们也可以。司法队伍中有许多既有专业性又正义的人士，我们有文章系列（除了老刑警系列外还有一个新的系列在准备）是基于真实案件的充满智慧和正义感的破案故事。回到这个案子，据《南方周末》、《每日人物》等媒体报道，从二审开始，在省高院、省检察院中就有多位人士认为缺乏证据，不该判，或应该启动再审（下文我会引用媒体报道提到他们），但不知为何，这些正义的声音终究难抵另一股力量……
下面我会先写写媒体公开的证据如何显示强奸并不存在/不成功，两被告的认罪供述有重大漏洞。
然后写下我对真凶和张琦的看法，并且列出两个证据，一个可以说明凶手只有一人，另一个可以说明被害人不是在散步中途遭到偷袭。
最后，我会引用媒体报道来说下案件进展。
被害人被强奸了吗？
2010年一审开庭时，谢伟、刘浒、谢国东（谢父）、许小红（刘母）都当庭翻供，表示自己是遭到刑讯逼供和诱供，崩溃之下才做出的有罪供述。法院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，认为不存在逼供。
谢伟和刘浒的强奸罪名成立，被判无期徒刑。谢国东（谢父）、许小红（刘母）的包庇罪名成立，分别被判三年有期徒刑，缓刑三年和四年有期徒刑。
缓刑结束的谢国东和出狱的许小红一直在为上诉奔波，2014年4月，他们终于可以去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全部案卷。
就是在这些案卷里，他们有了惊人的发现。
他们在冷水江公安局法医最早出具的《尸体检验笔录》(09第24号)，也就是原始的法医笔记中，竟然看到一句话：死者的“阴道无损伤无充血”。
要知道，法院的判决书最终认可的有罪供述是这样的：刘浒和谢伟曾轮流强奸死者阴道各几分钟（原供述十几分钟），刘浒还用中指插入死者阴道几下（原供述为抠摸五六分钟）。
被害人被打得伤痕累累，可见罪犯下手之狠。如果她在临死前真的被这样残暴的两个罪犯轮奸，甚至用手指侵犯，她的阴道会连充血都没有吗？
这个尸检结果，不是证明了被害人并未遭到强奸吗？
但不知为何，在开庭时出示的《法医尸体检验鉴定书》里，这么重要的鉴定结论却被删除了！
2010年一份《情况说明》里解释：“由于死者的外阴及阴道未见明显损伤，所以未体现于《法医尸体检验鉴定书》。”
我对于这个说明不太能理解，这案子需要辩论的罪名就是强奸罪，性器官无论有无损伤，都是极其重要的证据，怎么可以“无”就不写了呢？
难道没开庭就先定罪了，不符合罪名的特征就不用体现吗？
这个“违背被强奸特征”的重要医学结论被删除，结果是一审判决认定了两人的强奸情节。
但是这个发现只是其一，他们在案卷里发现了一个更重要的证据：DNA匹配另一个男子。
DNA证据分析
早在2009年8月28日，被抓第二天，刘浒和谢伟认罪之前，就有医生去审讯室替刘浒、谢伟抽血，声称用于DNA比对。刘浒和谢伟当时都积极配合，以为没比对上，就可以放回家了。但谢伟、刘浒及他们家人不明白，为什么后来开庭时法庭上没出示任何DNA比对的结果。
他们曾不断要求警方鉴定死者的阴道擦拭物等，把它和两个少年的DNA进行比对。
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其实警方并没有遗漏这个工作。
直到2014年拿到案卷后，他们才在档案里发现一份《湖南省公安厅法医物证鉴定书》（公（湘）鉴（法物）字[2009]1760号），得知警方早就拿被害人身上的多个样本去提取DNA了，并且鉴定结果当年已经出来。
根据那份鉴定报告：现场发现了另一个未知男性的DNA，而这个DNA早已和刘浒、谢伟、刘融（死者丈夫）的DNA比对过，都不符合。
不知为何，如此重要的鉴定报告竟然也从开庭证据中消失了。根据《湖南省公安厅法医物证鉴定书》（公（湘）鉴（法物）字[2009]1760号）：一，刘虹连衣裙上的斑迹和乳头擦拭物上提取的样本，没有获得STR分型，也就是没有检测到任何人的DNA。二，刘虹大腿内侧擦拭物上，只检测出她本人的DNA。三，刘虹阴道擦拭物对精液检测呈弱阳性，但也只检测出她本人的DNA。（后面会解释）四，死者文胸上有一块血迹，包含刘虹的DNA和另一个男性的DNA，而那个男性的DNA和刘浒、谢伟的DNA都不符合。对于一个强奸案，最重要的肯定是阴道提取物。弱阳性似乎说明有精斑，却又没有死者以外人的DNA是怎么回事呢？冷水江公安局的一个领导在接受《南方周末》采访时解释，当时两少年都强奸了，只是他们都太紧张了，没有射精。
没有射精，就不会留下DNA吗？并非如此。
早在国外1999年的文献中就指出，即便没有精子（譬如没射精或者精斑主人结扎），精液中也可以检测出DNA。22年后的今天，当然更加可以了，因为前列腺液里面也有各种细胞（白细胞、上皮细胞、睾丸细胞等等）。
可为什么在本案中，检测出来的只有被害人自己的DNA而没有精斑主人的呢？
会不会警方故意没检测或隐匿结果，怕检测出刘、谢以外之人的DNA会打脸呢？
我觉得不会。一方面，如果有人连省公安厅的鉴定报告都敢伪造，那为何不把文胸上的未知男性DNA也隐匿算了？
另一方面，阴道无充血无损伤证明大概率没发生强奸行为，那么阴道里又怎么会有精斑呢？
于是我开始深入研究那个弱阳性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精斑确证试验的原理：男性的前列腺液中含有十分高的酸性磷酸酶，而这种物质可分解为磷酸苯二钠，产生奈酚，后者经铁氰化钾作用与氨基安替比林结合，会产生红色醌类化合物。
所以如果试纸出现红色，就代表有精液\前列腺液。阴性就不会有红色。而弱阳性，其实是有不确定性的。
根据2016年版的《物证技术学教程》一书，不仅前列腺液里有酸性磷酸酶，许多人体常见分泌物（譬如阴道液）里也有，只不过含量比前列腺液里的含量低许多。
正因为哪儿都有酸性磷酸酶，所以这种试验的特异性较差。如果精斑确诊试验是阳性、强阳性，那大概率就是含酸性磷酸酶高的精斑，但如果是弱阳性，就不一定了，它可能是个假阳性反应，也就是把精液以外的其他分泌物中的酸性磷酸酶显示出来了，正因为它们的含量比较低，所以假阳性往往显示为弱阳性。
当这种弱阳性出现时，实验室应当做“排除假阳性反应”的试验，来确认到底是精斑还是假阳性，但从鉴定报告上看，当时他们并没有做。
因此，本精斑试验的弱阳性很可能就是个假阳性，被害人的阴道里并没有任何男性的精斑。正因如此，阴道和大腿内侧擦拭物上的DNA自然也只能检测出她自己的！这也完全符合之前说的，“阴道无损伤无充血”，证明案发当晚被害人并未被强奸。
这是一个可以和科学以及其他证据都协调起来的解释。
被害人的精斑确诊试验为什么会显示出假阳性？
我那几天在琢磨这问题时，在百度百科上看到一句话：如果一个人有急、慢性肾炎，可能会导致酸性磷酸酶增高。
这让我突然想到一个细节，我曾看到一个证人提过，被害人因为长期患有肾病，所以才一直吃中药。
因此，会不会存在一种假阳性可能性：因为被害人长期患肾病（大概率是慢性肾炎），她的血液和体内各种分泌物中的酸性磷酸酶比普通女性高，所以在取阴道擦拭物做试验时，呈现出弱阳性呢？
一位医生朋友说，假阳性的原因有很多，也可能是其他原因，临床上弱阳性一般都没有意义。
综上，结合死者外阴及阴道无任何损伤、充血，以及阴道和大腿擦拭物只有她自己的DNA看，刘浒、谢伟在有罪供述中的主要情节——轮流强暴死者阴道并用手指抠摸——根本不存在！
他们压根不知道当晚在被害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认罪只是在压力之下的胡编乱造。
或许有人会问，死者的裙子、内裤都被撕破，为什么她没有被强奸呢？
一种可能性是熟人谋杀伪造性侵现场；但结合现场的凌乱和死者的伤势看，这种可能性比较小。（如果是预谋杀人，应当会用刀刺、绳子勒等确保对方死亡的致命凶器，攻击要害部位，而本案死者更像是在混乱的搏斗中被殴打致死，而且凶手逃离时她并未死，所以不像预谋杀人。）
另一种更大的可能性是，凶手确实有性侵意图，但在制服被害人后，因紧张无法勃起，或突然被其他声音打断等原因，他没能实现性侵，便仓促逃离现场。
离奇的罪名
谢国东说，2014年当他调取到DNA物证后，他激动得三天没合眼，哭了整整三天，还到他父亲的坟前跪哭了几个小时。他以为为儿子洗冤终于看见了曙光。
他没想到，接下来许多年，申诉依然停滞，没有任何进展。
2018年5月，省公安厅（非冷水江公安局）终于把这个未知男性的DNA输入系统后进行比对。
2019年3月，谢国东听说冷水江公安局已经抓捕DNA主人张琦归案，十分欣喜，以为这下抓到真凶了，孩子们可以回家了。
可是，希望又一次落空……
直至2022年的今天，谢伟和刘浒依然在狱中，依然没有等到再审的消息。
2022年7月末，他们却等来了DNA主人张琦即将因“强制猥亵罪和侮辱罪”被审判的消息。
张琦是什么人？
根据《红星新闻》的报道，他出生于1990年，案发当年19岁。他家在碱厂所在地冷水江沙塘湾，但不是碱厂社区居民。记者在2020年探访时发现，他家很贫穷，住一处破旧的瓦房，只有张琦智障的父亲独居在那，无人照料，他的母亲几年前已与其父亲离婚并改嫁。
网上流传的一份判决书显示，张琦在2009年天台教师被杀案后，两次被判刑。2011年7月，他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。出狱一年多后，2013年5月，他又在杭州市下城区的一家休闲按摩店进行抢劫，又被判犯抢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。
也就是说，这是个盗窃抢劫惯犯。
那么，胸罩上的血迹和张琦的DNA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有没有可能像检察院指控的那样，张琦是在刘浒和谢伟强奸杀人后才到现场，对奄奄一息的被害人进行猥亵？
甚至有没有可能像张琦母亲说的，他只是做好人好事想扶起被害人，才留下的DNA呢？
让我们用常理来思考下：
首先，按照认罪口供，刘浒和谢伟作案后逃跑都已经20：40左右了，天已经黑了。（我前面一篇提到，便民查询网站显示那一天的天黑时间是19：30）张琦如果在那时再上去，就更黑了。张琦为什么要在已经开始打雷闪电的时候独自上危险的天台？
21点多，刘小宇和表妹特意上天台找妈妈，在听到喘息声音的情况下，都没能找到她躺在哪里，那么请问在漆黑之中，在事先不知道天台有人存在的情况下，张琦是怎么这么巧在黑暗角落里发现被害人的？他是怎么这么巧，刚好在两少年逃跑后、刘小宇找妈妈前的间隙上天台完成猥亵的？
其次，按照认罪口供，被害人当时已经被殴打得十分可怕，浑身是伤，头部肿胀，发出很大的急促喘息声。在黑暗之中发现这样一幕，正常人的反应应该是害怕、逃跑或者喊人求助。（外甥女小珠就吓得没敢上前，逃下了天台。）张琦是如何对如此惨状的被害人产生性冲动，甚至还上前猥亵她？
最后，假设被害人运气极差，真的当晚在天台上一连遇到三个变态；假设张琦真的混蛋到对垂死之人产生性欲，那么谢伟的认罪口供说，当时胸罩已经被他擦拭肚子后扔远了，周围黑乎乎的也看不清，张琦就算要摸也是触摸死者裸露的身体，怎么会把DNA留到胸罩上？又刚好留到只有指甲瓣大小的一块血迹上？
当然，最最重要的是，他留在现场的DNA并不是摸一把后留下的DNA，而是他自己的血液。这又是怎么通过猥亵留下的？
不只是触摸
这里，我就要给大家科普下摸一把留下的DNA和体液血液等DNA的不同。
在小花梅事件发生的时候，有人说衣服上怎么可能有DNA？
如果衣服没有被洗，理论上，在直接接触皮肤的位置（如衣领）是可能被检测出DNA的。这种仅通过皮肤接触留下的DNA一般叫touchDNA，触碰DNA。
我记得在选美小皇后遇害的纪录片里有一幕，是李昌钰被请去检测touchDNA，他拆开一个全新包装的物品，居然在上面也检验出一个人的DNA。这可能是工人在生产、包装时触碰过这个产品留下的。
一定有人说，触碰就能留下DNA岂不是太容易破案了，南大碎尸案的凶手肯定触碰过碎尸，只要全都检验下就能发现他的DNA。
可惜没这么简单。一个人如果只是触碰了某人某物，可能会留下DNA，也很可能不会。
在《制造杀人犯》里，美国女律师凯瑟琳曾找DNA专家做了个实验，看一个人开汽车车前盖会不会在那个开关上留下DNA。
这个案子我以前写过，就不详细说了。在实验中，三个男子分别开关了各五次，每一次开后专家都会取样并测试，结果，全都测不到DNA！
最后，他们让一个男子开关后备箱15次，才终于有四次测到了微量DNA。
测出的那几次的DNA含量也比警方在死者车辆上发现的数值低了许多倍。
（左边是那四次测出来的DNA的量，右边是警方在车前盖开关上找到的嫌犯DNA的量）
因此，这个节目认为当地警方栽赃陷害。如果真的嫌犯只是开过一下前车盖，不可能留下那么高含量的DNA（更可能是警方拿他的牙刷之类样本弄上去的）。
解释那么多是想说，只是摸摸就想要留下DNA是很难的，而且就算你是细胞易脱落体质，触摸时汗水和皮屑中脱落细胞，专家也完全可以从含量上区分是触碰留下的还是血液、体液里的DNA，因为后者的含量会高许多倍。TheamountofDNArecoveredfromhandledsamples,whereinskincellshavebeendeposited,isgenerallymuchlowerthantheamountsrecoveredfromvisiblebiologicalstains(i.e.,bloodorsemenstains). （参考文献：https://www.sciencedirect.com/topics/neuroscience/touch-dna）回到本案，如果张琦只是摸了一下被害人胸罩上的血液，从而混合了两者的DNA，那刘虹的血液中的DNA含量会非常高，而张琦触碰留下的DNA含量则是极低，两者差距明显，就如上图显示。但如果是混合了两者的血液（或者刘虹的血液+张琦的体液），那两人的数值会接近。在《意大利天使脸谋杀案》中，我就写过一个类似例子，法医检测发现有一滴血是死者的血迹和嫌犯的血迹混合在一起，而非嫌犯触碰了死者的血迹。本案2009年的法医物证鉴定书原文是这么写的：“2号检材【胸罩血迹】为一混合基因型，包含6号检材【刘虹本人DNA】及另一未知男性的基因型；不排除送检的2号检材上的血迹系刘虹与另一男性共同所留。”省公安厅出的这个鉴定报告应当措辞是严谨的，既然写到不排除“血液是两人共同所留”，可见两者含量相当。这对应的情况是，当时张琦自己也出血了或者留下体液，并非只是触碰那个胸罩。举个例子，可能张琦在用拳头猛力殴打被害人时，既把被害人打出了血，自己拳头的表皮也破损，他在猥亵被害人胸部或脱胸罩过程中，无意把伤口上两人血液沾到了胸罩上，随后他大力扯掉胸罩，把它丢到一旁。根据以上推论，鉴定报告上的DNA结果说明，张琦极可能是殴打杀害刘虹的真凶，而不是事后才赶到现场摸了一把被害人的猥亵犯。将张琦以“强制猥亵和侮辱罪”起诉，既不符合常识，也不符合人之常情，更不符合科学。
（一）我发现一处证据，可以再次证明凶手是一人而不是两人，那就是两个脚踝外侧对称的擦伤。死者当时穿着一双凉鞋，这伤痕很可能是凶手拖曳她到角落时，裸露的脚踝和水泥地面摩擦导致。
（叶竹盛律师团队根据尸检报告制作）
为此，我特意实验了下，自己穿鞋躺平让人在腋下拖曳，在放松情况下双脚会自然外旋，脚踝外侧摩擦地面。此伤极可能就是这么来的。而谢伟和刘浒的有罪供述中则称，两人是把死者抬到了角落，从没提过拖曳死者的情节。的确，凶手如果是两个人，采用抬的方式效率更高，不会一个人干看着。但脚踝伤口证明，凶手更可能只有一个人，只能靠拖曳被害人才能挪动她。
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刘浒和谢伟的有罪供述更不可能成立。他们说自己潜上天台时刘老师正在散步，他们趁她走到天台中间背对他们时，从背后给她脑袋一棒，对她突袭。
如果是那样，正在散步的刘老师的钥匙和手机应当还留在栏杆上！两个少年完全没理由从栏杆拿起她的手机、钥匙，扔在地上。
什么情况下，刘老师会身处天台中央，而手机和钥匙却没放在栏杆上呢？
我判断当时的情形可能有两种。
（A）
凶手在8月25日晚上到11栋行窃，这一次他藏匿在天台上，打算等居民们都出门后再伺机行动。刘老师20点左右上天台时，凶手已经埋伏在那里。两个人意外撞见。
刘老师看到可疑的陌生男子十分警觉，没像平日里那样把手机和钥匙留在栏杆上，而是带在了身上。但她当时绝对想不到这个年轻人会对她本人做什么，至多觉得这可能是个小偷，自己看好东西就行了，她也不至于因为在公共场合有其他人，就放弃散步。
而这个凶手可能前一天有过对女居民袭胸的经历，越来越色胆包天，对夜色中孤身散步的被害人起了色心。他趁着刘虹往天台中央散步时，突然从她身后对她发起攻击，捂住她的嘴，试图把她按到在地。她的手机和钥匙掉落在身旁。
出乎他意料的是，刘虹激烈反抗，他一个人为了能控制住她，只能对其下狠手殴打。这造成伤口主要集中在头部和颈部。最终，在制服的过程中，刘虹被打成重伤，失去挣扎和呼救能力。
凶手抓住被害人的腋下，将其拖曳到了水塔最隐蔽的角落，准备性侵。他着急之中把裙子从上往下撕扯开，扯掉胸罩（铁扣被扯掉），撕裂内裤，但可能因为被害人可怕的惨状，以及处于高度紧张状态，他没法勃起，便放弃性侵，逃离现场。因为夜色太黑加上慌乱，他也没顾得上寻找、捡走被害人手机。
（B）
还有一种可能是，刘虹在发现开始打雷刮风了（21点之前），就打算结束散步回家。当她从栏杆上拿起自己的手机、钥匙，准备从一单元门下楼梯时，迎面撞上正在上天台的凶手。
凶手前一晚偶遇丽丽时曾快速反应伸手摸胸，那么那晚在天台上可能胆子更大了，想要伸手猥亵被害人。被害人转身向另一侧跑去，想要从二单元门逃脱，却在天台中间被追上。
最后，打断凶手性侵的，可能是21点多，刘小宇带了表妹上天台来找妈妈。
那如果凶手当时和被害人在一起，为什么不阻止她发出喘息声呢？这种喘息声应当是颈部受伤，呼吸道受损，气管阻塞的声音（不是特别确定，但在其他案子里见过），是人在失去意识后也会有的身体反应，凶手就算捂住她口鼻也制止不了。最后趁着刘小宇和表妹下楼找人时，凶手迅速从二单元门逃跑。
不管是哪种场景，我认为凶手只有一个人、因盗窃的意图出现在那个楼、因见受害女性孤身一人而临时起意，最后强奸未遂。
案发后，他应该也听说了被害人死亡的消息，立刻逃离冷水江，想避避风头。2011年在异地因盗窃被抓。
本案宣判时，没有任何物理证据（DNA、脚印、指纹、毛发)，也没有直接目击证人。唯一和他们相关的证词，是一对夫妇在傍晚时分看见他们有说有笑上了14栋（11栋街对面）天台。
没有人看见他们当晚去了案发的11栋天台，没有人看见他们拿着木棍走在街上，没有人看见他们神色慌张、衣服凌乱，说他们用短信串供却没有提供短信内容，说他们看A片起色心却没有提供观看历史记录，说他们用那根木棍杀人却没有鉴定木棍，多个证明他们没作案时间的证言没放进证据里……
能够被定罪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有罪供述。但是现在看，整个供述漏洞百出，不符合证据。
一，从尸检和生物鉴定报告看，凶手并未强奸成功；
二，从拖曳伤者看，从慌乱撕裙子、内裤、胸罩看，从只有打成重伤才能控制被害人看，凶手是单独一人作案；
三，从钥匙和手机掉落的位置看，死者可能上天台时就注意到了先一步在那的凶手，所以未像往常放下手机钥匙，或者是在她拿了手机钥匙，要离开时相遇，总之不可能是他们供述的中途偷袭情节。
还有其他许多地方……
我相信刘虹当时进行了激烈抵抗，所以才伤痕累累，凶手自己也在制服过程中受伤，现场激烈、短暂且混乱。但在两个少年的供述里，只有不慌不忙的强奸细节，一个字都没提到被害人的反抗或者呼喊，仿佛她只是个任人摆布的玩偶，打几下晕了，在强奸时醒来，他们再打几下她又晕了。
他们更可能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犯罪现场，只是根据A片的画面加以想象罢了。
一切的矛盾之处都让人忍不住想：作为给他们定罪依据的有罪供述，究竟是怎么来的？
两个家庭
上一篇有人问，如果他们没有做过，为什么要承认呢？我不知道如何回答。
《南方周末》曾记载一个事：
谢国东最开始到监狱探视时，曾隔着玻璃问谢伟：“到底是不是你们做的？”
谢伟无声流泪：“如果真是我做的，我愿意死在里面（监狱）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承认了？”谢国东这么一问，原本低着头的谢伟抬眼望着他：“爸爸，他们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了。”
这一次轮到谢国东流泪了。谢国东说，儿子的话让他想起自己被指“包庇”作有罪供述时的经历。
余波张笛扬，公众号：南方周末高中生被指“奸杀”获刑，十年后疑似真凶现身
根据多家媒体报道，无论是谢伟、刘浒还是他们的父母，都表示自己在审讯室里，遭受刑讯逼供。
刘浒和谢伟在狱中手写经历自称，在8月27日深夜被带走后，他们遭到了各种形式的体罚，如扇耳光，面壁站一个晚上，一天一夜滴水未进，吊起来，电棒、罚做下蹲、罚做俯卧撑、打晕后抓着手按指印；以及诱供：对刘浒说谢伟已经认了，他不认也不要紧；对谢伟说，认了就可以和刘浒一样吃饭了；威胁如果不认，会把他们父母抓起来。刘浒在28日晚上先扛不住“认”了，他们把编好的证词给谢伟看，欺骗他说如果记熟了，就可以回家了……
在2009年8月27日深夜没有任何手续被带走后，8月28日上午、29日上午，两个母亲余利云、许小红都曾去警局找人，没有找到。
30日上午，当两个妈妈再去找儿子时，突然双双被抓了起来，警方表示两个儿子已经供出了她们的包庇罪，要她们认罪。
同在30号中午，在家迟迟没等到妻子儿子回来的谢国东，也被上门的警察带走，而近两岁的幼儿竟被独自留在家中。下午，幼儿不慎从床上摔到地上，直到晚上7点才被邻居发现。谢国东认为孩子目前的智力问题，是因为那一次摔到了脑袋。
据《每日人物》报道，许小红声称当时有人抓起她的头发往墙上撞，并说如果她不签字，会把她丈夫刘肃洞也抓起来，她最后只能在已经编好的口供上签字。
可能因为家中两岁的孩子无人照顾， 9月2日，余利云被允许取保候审。当天她就走进冷水江市人民医院要求伤情鉴定，根据医院的报告，她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，左眼挫伤，符合外伤所致。
9月2日，也就是谢国东被抓三天后，他在看守所会见了当时的律师，根据当年的会见笔录，律师问：“你在8月30日之前真的不知道你儿子有什么事吗？”
他回答：“真的不晓得。公安把我提到审讯室，要我讲，但我真的不晓得有什么要讲的，他们一直打我，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有个领导看到我打得造孽了，才拿份材料给我看了一下，我才晓得有这个事。”
律师记录：嫌疑人谢国东展示双手，律师看见其双手手腕处均有明显青紫痕迹，有明显肿胀，谢国东同时大哭落泪。
（2009年9月2日的会见笔录）
从当时谢国东和律师的对话看，他其实也很困惑自己儿子到底有没有作案。他表示谢伟那几天回家表现得像没事一样，自己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；如果早知道，一定会把他送到政府。
这是不知情者的正常反应。他当时或许想不通，正如现在一些网友想不通一样：如果没有确凿证据，公安为什么要抓他们呢？如果没有作案，他们怎么会认了呢？
根据《每日人物》的报道，
谢国东至今回想起来审讯的场景，都“疼得发毛，不晓得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”。2009年8月30日，他被冷水江公安局的人从家里带走。审讯室里，他赤身裸体，被吊起来打了十几个小时。
“我当时整个人已经昏迷了，不省人事，他抓住我的手让我签字盖手印，我整个人都发抖啊，根本没看到我签的是什么东西。”谢国东说。
每日人物：冷水江17岁少年的背面：两个家庭的“无期徒刑”
在2010年一审开庭时，刘浒、谢伟、谢国东和许小红全都翻供，讲述了自己被刑讯和诱供的经历。但他们的翻供没有被采纳。
根据《红星新闻》报道，
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载明，“刘浒、谢伟在公安机关的供述，有其班主任老师在场见证，并在公诉机关对其提审讯问时，其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能够排除刑讯逼供。”基于此，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“翻供不成立”。
红星新闻：冷水江两高中生奸杀教师案“真凶”疑云
但是根据《后窗》的报道，班主任老师并未在场见证。谢伟和刘浒的班主任余老师、赵老师曾表示，两人是直到2009年8月30日上午才接到公安机关通知，去公安局后在笔录的见证人一栏签了字，他们其实并没有见证审问过程，甚至没时间读完笔录里写了什么。
（张志超案也一样，审讯时老师并不在场，是事后被叫去补了签名。）
一审判决书写，余利云会另案处理。余利云在取保候审时期，一直在为儿子的案子奔走上/fang。
根据《南方周末》报道，2010年，这个之前一直在家带孩子的家庭妇女去冷水江检察院喊冤时，竟意外得知自己除了被指控“包庇罪”外，还被指控“纵容黑/shehui性质组织罪”，即将被起诉。
她吓坏了，给丈夫留下一张字条后，便离开了家。她表示要为自己和儿子洗刷冤屈，只要谢伟不回家，她就一直在外面为他申诉。随后，她被冷水江警方列为网上在逃人员。
余利云跑去了北京，一边打工，一边上/fang，不敢用手机和家人联系。
2011年，因为还在缓刑期，谢国东委托表哥替他奔走，因为找不到工作，别人也躲着他不肯借钱，他曾卖血筹钱，找人写材料。
2014年，许小红因为不认罪，在坐足四年牢后出狱，她在半个月后就离开了冷水江，一边在南方打工，一边攒钱四处上/fang。
根据《每日人物》报道，2018年7月1日，谢国东带着手臂骨折的小儿子去医院复查。在汽车站的垃圾桶旁，看到有个女人在捡垃圾。他和余利云同时认出了彼此，相顾无言。
八年后，夫妻俩终于一起回家了。
2018年10月12日，偷偷回家三个月的余利云，因为太思念大儿子，想跟丈夫一起去监狱看看他。他们本来要坐汽车，但为了省几十块钱，还是打算坐绿皮火车，没想到余利云、谢国东刚走进冷水江火车站的候车室，就有三个警察出现，将余利云带走。
余利云又被拘留在看守所，被检察院以“包庇罪”名义起诉。两个月后，她被取保候审，至今四年过去，她的包庇罪还在等待开庭，她已经是第四次取保候审。
2019年1月25日，谢国东带着小儿子去探望谢伟。此前谢伟听说母亲被捕，难过得整夜睡不着。一个月里他帮狱友写材料、干零活，赚了一千块钱。他在那天交给父亲，让他给同样身陷牢狱的母亲送过去。
（狱中的谢伟）
此案目前没有任何进展。
正义的声音
许多人问这个案子的进展。
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说，其实在系统内有不少人看出这个案子的问题，曾努力过，但不知道为何，最终都没有下文。以下都是来自过去媒体报道。我只是整理了一下，方便大家阅读（大家可以找文末列出的参考文章读）。
根据《南方周末》报道：
2010年12月3日湖南省高院法官谭青峰作出了二审审理报告。为避免出现冤假错案，主审人（谭青峰）倾向于撤销原判，发回重审。
南方周末获悉，二审阶段合议庭有两种意见：主审人认为客观证据和鉴定结论不能证明谢伟、刘浒作案；合议庭另两名成员则认为能够证明系谢伟、刘浒作案。合议庭形成意见后，庭长建议发回重审，但分管副庭长认为案件情节恶劣、民愤极大，拟同意维持原判。5天后湖南省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、维持原判的裁决。
余波张笛扬，公众号：南方周末高中生被指“奸杀”获刑，十年后疑似真凶现身
谢伟和刘浒申诉后，湖南省高院组成了新的合议庭，并于2012年11月20日作出复查审理报告。当时主审人陈健的意见是，案件在证据层面上并不能达到确实、充分的标准，建议对本案立案再审，并建议由湖南省高院提审。
可见两位主审人都看出了这个案子的问题，意见是一致的。
《南方周末》还报道过陈健具体的意见。
在复查审理报告中，陈健综合评价了一审、二审相关情况，提出了两个问题：取证的合法性问题、合法取得的证据能否形成完整的证据链。
陈健认为，客观证据上，因被害人阴道擦拭物、大腿内侧擦拭物仅检出被害人的生物成分，因此不能证明强奸行为发生过；谢伟、刘浒供述的作案工具木棒未送检，因此没有客观证据可以确认该木棒与本案之间存在关联；刘云胸罩上的血迹含另一未知男性的基因，无法排除其作案嫌疑。
南方周末：高中生被指“奸杀”获刑，十年后疑似真凶现身
（注，省高院内部应当2012年就看过DNA鉴定报告，只是这报告没在此前的开庭时出示，被告方直到2014年才在案卷中发现。）
言辞证据是定案的关键，但陈健认为言辞证据也存在一定瑕疵。
根据冷水江警方二审补交的刘云内裤的照片，内裤中间偏右位置有一处较长的裂口，应为人为撕裂，但谢伟、刘浒均未供述曾撕扯刘云的内裤，因此内裤破损的事实与谢伟、刘浒的证言不一致。
谢伟第一次有罪供述在部分细节上与刘浒的供述不能吻合，在之后的供述中才一致；且对丢弃木棒地点的供述前后不一致。
……
南方周末：高中生被指“奸杀”获刑，十年后疑似真凶现身
原二审合议庭收到复查审理报告后，于2012年12月3日作出合议庭复查评议报告，同意湖南省高院启动再审。
但是，之后，却又没有了下文。
根据《每日人物》报道，2013年缓刑期结束后，谢国东又开始四处奔走申诉上/fang。
他还记得，湖南省检察院的谭姓检察官接收了申诉材料后，告诉他这案子的确存在瑕疵，疑点很多。但一个月后，谢国东打过去电话，对方告诉他：“老谢，省高院有领导在我们省检察院说情，这个事情我也没办法了，对不起。”
2014年，两家人在调取了案卷后，发现了DNA证据和阴道无损伤无充血的证据被隐匿，欣喜若狂，以为看到了希望。
但2015年末，他们还是被湖南省检察院通知：“抗诉不成立”。
受到了打击后，谢国东和许小红又去了北京。在雨雪交加的一天，他们走投无路，在信访局门口摆了个摊子，向过往的路人发放材料，诉说儿子的案情。
据《每日人物》报道，这时，一个高大的年轻人看到谢国东的脚趾露在破鞋外，冻得瑟瑟发抖，便为他买了一双新皮鞋，并承诺会帮他把案子放在网上曝光。
第二天，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年轻人给谢国东打电话，告诉他，他儿子的案子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
也是从那时开始，谢伟、刘浒的案件得到了舆论的关注。
叶竹盛教授也是在那时注意到了这个案子，他曾让一个班的学生用该案做研习素材，一学期的研习后，全班学生一致认为这个案子有问题。于是，他在2016年年底与谢国东联系，并在2017年寒假第一次见面。
根据《南方周末》报道，
直到2017年2月28日，湖南省高院才作出《谭青峰关于刘浒、谢伟强奸案申诉一案初查报告》，透露了迟迟没有启动再审的原因是“原办案单位负责人不同意启动再审”，初查报告建议依法立案审查，结论是不能排除第三人作案的可能。2017年3月9日，湖南省高院一领导对初查报告作出批示，意见为“本案客观证据欠缺，关键问题上存在矛盾”。南方周末：高中生被指“奸杀”获刑，十年后疑似真凶现身但是，尽管省高院有领导再次做出了这样的批示，再审依然没有启动，再一次不了了之。（不知道为什么原办案单位负责人的意见这么重要。）从2018年初开始，叶竹盛等律师重新写了申诉书，陆陆续续多次交到最高院和最高检，但都没得到回复。（我看过申诉书，写得极为详细和有说服力。）
2018年时，谢国东得知，王典良法官负责这个案子。他称赞这是一个正义有良知的好法官，扛住了压力，认真负责，两次去娄底监狱见了谢伟和刘浒。2018年5月的时候，王典良法官还找省公安厅比对DNA证据。最终，也是因为这次比对，发现了第三人张琦。但是，自2019年谢国东和许小红见过王法官一次以后，他们再也见不到他。去年初，叶竹盛联系省高院，高院告知王法官已经不负责了，但没透露现在何人负责。曾经看到的希望又又又一次落空了。2020年1月，“第三人落网”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，湖南省高院公开表示正对“刘浒、谢伟强奸案”进行申诉复查。距离这个消息，已经过去两年半。
下个月刘浒和谢伟，将在狱中迎来30岁生日，他们没有等到复查结果，反而等到张琦将被以强制猥亵罪起诉的消息……
如果张琦被法院判决认定，是在案发后才到现场猥亵垂死被害人，两少年想要迎来自己的清白恐怕更难了。
（谢伟写的信，看过他狱中写的文字，文采和字迹都很优秀）
看到媒体报道的整个上诉、抗诉、申诉过程，我不禁想起大学里读过的卡夫卡的小说《城堡》。
那个城堡就在那里，近在咫尺，但K费尽周折，却怎么也进不去。他奔波得筋疲力尽，至死也未能进入城堡。
这个案子的当事人们已经奔波了十三年，许多次，他们似乎前进了一点，离目标更近，却又一次次被一股看不清的力量打回原地。
叶竹盛教授写道：“在会见谢伟时，谢伟说，‘要么清清白白出去，要么死在里面’。如果本案不平反，死在里面不止是谢伟一人，还有本来已迟到的正义。”
但我还是怀有希望，因为在媒体报道中，出现了那么多曾为这个案子努力过的人，无论是街头送鞋的陌生人，还是在系统内部正义直言的法官们，或是义务代理的律师们……相信最后总有一扇门会打开。
